片。而只要停下脚步，不出几分钟，我那湿漉漉的衣服便会变得冰凉，我也随之瑟瑟发抖。我的肌肉终于开始适应了这种长距离徒步旅行带来的挑战，但除了在背包的重压下挺直腰杆外，新的挑战便会接踵而至。如果脚下的路有坡度，那么我每走一步都得在雪中踏出我下脚的小洞，以找到立足点。
不这么做，我要么会顺着山坡滚落下去，摔到山下的石头、灌木和树木上，要么就直接落入万丈深渊、粉身碎骨了。因此，我丝毫不敢怠慢，每走一步之前都要在积雪中踏出小洞。我想起格雷格曾在肯尼迪草原教过我如何用冰镐凿出下脚的小洞，在心中近乎疯狂地想念我的冰镐，一次次地勾勒着那遭人遗弃的冰镐在塞拉城的杂物箱中静静躺着的样子。
我用力地踩入雪中，死命地紧攥着登山杖，双脚磨出了新的水疱，旅途刚刚开始时磨出水疱的地方愈加严重了。臀部和双肩上的伤口由于“怪兽”的磨蹭，仍然没有愈合。我像个步道忏悔者一般继续前行，但进度却慢得让人抓狂。
平日里，我大致一小时能走2英里，但在雪中徒步却完全不同：我不仅速度慢了许多，而且对前进的方向也没有把握。我本打算花六天时间到达贝尔登镇，但我在准备六天的食物时，对将要遇到的挑战还毫不知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度过六天，简直无异于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这不仅因为在积雪中前进是对体能的一大考验，还因为我每跨出一步都需要经过精心计算，好让自己不偏离步道。我手拿着地图和指南针，绞尽脑汁地回忆着早已被我烧掉的《永不迷失》中的内容。书中介绍了三点测量法、两点相交法、托架法等一系列技巧，即便在手中有书的时候，这些技巧也把我扰得云里雾里，而现在我更是两眼一抹黑了。
我从小就对数学不大开窍，脑子里怎么也装不下那些公式和数字。数学一直是一门让我摸不着门道的学科，在我看来，这世界并不是一张图表，也不是一道公式或等式，而是一个故事。因此，我大多依靠旅行手册上的叙述性文字作指导，几次三番地阅读这些文字，用文字和我手中的地图作对照，试着推测出每个词语和每段文字的细节和意图。
这真像是在解答一道标准化考试的问题一样：如果谢莉尔沿着山脊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向北前行，她在一处鞍状山脊上看到东边有两处矩形的湖泊，并从此向西前进，那么，她现在是否正站在7503号山峰的南侧呢？我不停地猜测着，时而潜心研读，时而驻足观察，时而估算计数，然后才小心翼翼地相信自己做出的判断。
幸好，这段步道上有不少助我识路的记号，但与此同时，一些常常出现在眼前的山峦峭壁和池塘湖泊却为寻路平添了几分难度。我心中的感觉一如刚从内华达山南边的起点踏上步道时，仿佛我正立于世界之巅，俯瞰着这世间万物。
我走过一条条山脊，当看到阳光将积雪融化后裸露出的一片片土地时，心中的巨石仿佛一下子轻了不少。当眼前出现与地图上的图画和旅行手册上的描述相符的水域或岩层时，我因狂喜而浑身颤抖起来。那时候，我心里踏实，浑身充满了力量。
但没过多久，当我不得不驻足重新判断周围的环境时，我又开始对当初选择继续前进的决定后悔不已。我走过看似一小时前刚刚见过的树木，心里也因为害怕故地重游而打起鼓来。我抬眼远望连绵的山峦，却发现这山与我之前见过的似曾相识。
我在地上四下寻找足迹，希望能找到证明这里除了我以外还有活人走过的蛛丝马迹，但却劳而无功。我看到的，只有动物留下的足印。其中，有兔子留下的浅浅的呈“之”字形前进的印记，也有或许是豪猪或浣熊在跑跳时留下的足迹。
起风时，树叶拍打的簌簌声仿佛为空气注入了活力，而有时，皑皑的白雪却又将天地万物笼罩在无边无际的静谧之中。除了我以外，万物仿佛都是虚无缥缈的。头顶的那一抹穹窿，无须为它身在何处而劳神操心。虽然明知不会有人应声，但我仍然会不时地大喊一声：“有人吗？
”我需要听到点儿人声，即使这声音只是我自己的也行。我相信我的声音是我的保护神，福佑我不在这冰天雪地的荒野中永远地迷失。走在路上，我脑中的串烧歌曲电台又炸开了锅。保罗的声音偶尔会盖过电台的声音，告诉我独自一人在这天寒地冻中跋涉是多么愚蠢。
如果我再也回不去了，他一定会帮我把后事打理得妥妥帖帖。虽然我俩已经离婚，但他仍是我最亲的亲人，抑或说，他至少是个能井然有序地帮我料理后事的人。去年秋天我俩从波特兰开车到明尼阿波利斯时，他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顿。
那时，他刚刚把我从海洛因和乔的“魔掌”中解救出来：“你知道吗，那东西说不定会要了你的命！”他的口吻中满是憎恶，好像他真有点儿巴不得我已经死了，这样，我的死就能证明他是正确的了，“你每吸一次毒，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和举着手枪抵在头上拿命赌有什么区别？
你又不知道哪次扣动扳机的时候子弹会真射出来。”我理屈词穷，无以辩驳。保罗是对的，只是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顺着一条路剖析自己——但愿它是太平洋屋脊步道——与吸食海洛因，是完全不一样的。逼着自己踏入这茫茫雪原，带给我前所未有的醍醐灌顶的感觉。
我虽然对前进的路没有把握，但却始终坚信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仿佛单单为了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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