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的浅蓝色李维斯牛仔裤和一件瘦款黑色T恤，一件全新的黑色蕾丝文胸和搭配的内衣。几个月以前，我就想着用这些东西来庆祝旅途结束，然后搭车回波特兰。后来我改变了行程，就让丽莎把这个小箱子放进另一个装着食物和补给的大箱子里，然后把地址从内华达山的某个我不会去的停靠点改成了这里。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拿到箱子了——当然是小箱子——这样就可以穿着休闲装在周末自在消费了。第二天，我搭上了美国志愿队（AmeriCorps）一群志愿者的车，在中午饭点儿的时候，终于到了阿什兰。“你有没有听到那个重大新闻？
”我刚爬进他们的货车，其中一个人就问我。我摇摇头，也没解释自己这两个月很少能听到新闻，所以无论是大事件还是小新闻都不太清楚。“你知道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吗？”他严肃地问我。我点点头。
“杰里·加西亚去世了。”我站在镇中心的人行道上，俯下身去看当地报纸的头版，上面加西亚的头像显得格外迷幻。报纸放在塑料盒子里，透过前面的挡板能阅读报纸上的文字。现在我穷得都买不起报纸了，只能这么将就着看。
我记得曾经很喜欢感恩而死乐队的几首歌，但是没买过他们现场演出的磁带，也没有像一些喜欢他们的朋友那样跟着乐队全国跑。柯特·科本1994年去世的时候让我更加感慨万分——他令人悲伤而又暴力的去世恰如警钟，不仅预示着我们这一代人放荡青春的结束，也预示着我自己放荡青春的结束。
不过加西亚的去世给人的感慨更加强烈，就像这不仅是一个时刻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我背着包走过几个街区到了邮局。中间经过的一个商店橱窗里竖着一个手工的标志：我们爱你，杰里，安息吧。街道上全是人，有穿得光鲜亮丽来这里度周末的游客，还有一些聚在人行道旁比较叛逆的年轻人，因为巨星去世而格外悲伤。
我经过的时候，几个人向我打招呼，一些人还在末了加上“妹妹”这个称呼。走近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人最小十几岁，最大都60多岁了。他们的穿衣风格很奇怪，跟嬉皮士、无政府主义者、朋克摇滚、疯狂音乐家这一系列似乎都沾边儿。
我就像他们之中的一员：头发又长又乱，皮肤黝黑，身上有文身，因为这一身行头和背包更显得颓废不堪，而且我闻起来也像他们，但是气味更糟。几周之前在城堡岩宿醉以后洗过澡，但是自那以后就没再洗过。然而我不属于他们。
我现在就像来自另一个空间和时间的怪物，与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走过人群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张熟面孔。之前我跟斯泰茜去寻找彩虹集会时，有一群人开着卡车去蛤蟆湖，里面有一个不太爱说话的男人，就坐在人群之中。
我兴冲冲地跟他打招呼：“嗨！”但是他只是木讷地点点头，看似并不记得我。终于走到邮局。我推门进去，满心欢喜地傻笑着。我把名字告诉了柜台后面的女人，她却只给我一个小的加厚信封，没有箱子，也没有放在箱子里的小箱子。
没有李维斯牛仔裤，没有黑色蕾丝文胸，没有250美元的旅行支票，更没有我要徒步到下一站——火山口湖国家公园所需要的食物！“我应该还有一个箱子。”我手里捏着信封，有点紧张地说。“明天再来看看吧。”她面无表情地回答。
“您确定吗？”我有些结巴了，“我是说……一定是寄到了啊。”但她无动于衷地摇摇头，她可不管我的死活。对她来说，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叛逆青年，又脏又臭，无须挂怀。“下一个。”她不看我，示意队伍前面的那个男人来柜台。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邮局，恐慌和愤怒让视线变得有些模糊。现在我在俄勒冈州的阿什兰，但是浑身只有2块2毛9。晚上在青旅住宿得交房钱，而且往下走也需要食物。但更迫切的是，背着包走了60多天，每天都吃味同嚼蜡的脱水食物，有的时候走一周都不见人影，且气温、地形、高度一直变化，我需要一些东西来犒劳自己。
哪怕只有几天啊，老天啊，求求你！我走到附近的公共电话亭，把“怪兽”摘下来，放在电话亭的地上，然后把门关了起来。待在里面的感觉很爽，我感觉自己已不想再离开这个小小的透明房间了。我记起手里的信封，是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朋友劳拉给我写的。
打开信封，我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是一封信，包着一条项链。项链是她亲手做的，上面的字母是银色的，有些斑驳，用弹力线穿着，正好构成我的姓“Strayed”。第一眼看上去很像“饥饿”（starved）一词，因为字母Y跟其他的字母有些不同，不仅形状更加矮胖，用的模型也不一样，所以才会让人看走眼。
我把项链戴好，从电话亭的金属壁面上看着自己扭曲的身影。我把它戴在另一条项链下面。这条项链是用母亲的银色绿松石耳环串起来的。在肯尼迪草原戴上之后，我就一直没有摘下来。我拿起话筒，想给丽莎打个对方付费的电话，问一下箱子的情况。
但是那边无人接听。我痛苦地在街上游荡着，希望控制自己的物欲。不去想午餐，不去想橱窗里展示的松饼和饼干，也不去想游客们手上纸杯里的拿铁和其他饮料。我走进青旅，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斯泰茜。前台说，她出去了，过会儿才能回来——她已经入住了。
“你也想登记入住吗？”前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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