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的状况！我说错了吗？”“不，你没说错，”托德说，“我气坏了，到现在还很气。替你遮掩这件事，完全是因为你保险箱中的那份文件会毁了我一生。”“我没有那么一份文件。”“什么？你说什么？”“我和你一样，都是在唬人。
‘留给朋友的信’，你根本从来没有写过那么一封信，也没有那么一个朋友，我也没有写过半个字，描述我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我可以这么说吗？现在我把牌都摊在桌上了。你救了我，尽管你那么做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你仍然动作迅速，而且很有效率。
坦白告诉你，我不能伤害你，孩子。我已经可以看到死神的脸就在眼前，我很害怕，不过不如想象中那么害怕。我没有把文件藏在保险箱里。就像你说的，我们扯平了。”托德微笑，他的嘴唇怪异地扭曲着，眼中闪烁着一种奇怪而讽刺的光芒。
“杜山德，”他说，“如果我能相信你就好了。”那天黄昏，托德走上那个可以俯瞰高速公路的斜坡，爬到枯树那儿坐了下来，天气很暖和，无数车灯穿过苍茫的暮色，形成橘黄色的长链。保险箱中没有文件。他一直没料到整个情势真的无法挽回了，直到后来他和杜山德又有了一番讨论。
杜山德建议托德去他家找保险箱的钥匙，如果他翻遍每个角落仍然找不到，就证明了根本没有保险箱，也没有文件。但钥匙可能会藏在任何地方，可能放在罐子里，然后埋了起来，也可能放在快适喉片的铁罐中、藏在夹板后面，甚至杜山德有可能坐上开往圣迭戈的公车，把钥匙藏在熊的生态保护区周围的装饰性石墙边某一块岩石下面。
托德继续说，杜山德甚至可能把钥匙扔了，为什么不扔掉呢？反正他只需要这把钥匙一次，好把文件放进去。万一他死了，自然会有人打开保险箱。杜山德不情愿地点头同意，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提出新的建议。等他复原得差不多、可以出院回家后，他会让托德打电话问圣土多奈多的每一家银行，托德可以告诉银行职员，他是为祖父打电话来询问的，可怜的祖父过去两年因为年老而神志不清，忘了保险箱的钥匙搁在哪儿，更糟的是，他甚至不记得他租的是哪一家银行的保险箱。
麻烦他们查一下档案中是否有亚瑟·登克尔这个人？如果每一家银行都查不到这个人——托德还没听完就猛摇头。首先，这样的故事一定会启人疑窦，他们说不定怀疑是欺诈，因此报警处理。就算他们都相信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用。
就算圣土多奈多上百家银行都查不到有人曾以登克尔这个名字租保险箱，并不意味着杜山德不会到洛杉矶、圣迭戈或其他地方去租保险箱。最后，杜山德放弃了。“每个问题你都有答案，除了一个问题。我为何要骗你，对你撒谎又能带给我什么好处？
我编这个故事，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那是唯一的动机，现在我想还原真相。你认为我骗你会得到什么好处？”杜山德费力地用手肘撑着坐起来。“到了这个节骨眼，我何必还需要那份文件呢？如果我真想在病床上毁了你的一生，只消张嘴把实情告诉第一个经过的医生就行了，他们全是犹太人，都知道我是谁，至少知道我过去是什么人。
但是，我何必这么做呢？你是个好学生，有大好前途……除非你对付那些酒鬼时不小心。”托德脸色一寒，“我说过——”“我知道，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你连他们的一根毛发也没有动过。好吧，我不再说了。孩子，我只想告诉你，我何必说谎呢？
我们扯平了，是你说的。但我告诉你，除非我们互相信任，才能算真的扯平了。”现在，托德坐在斜坡的枯木后面，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闪烁着车灯，有如曳光弹般消失在远方，他很清楚自己在害怕什么。杜山德谈到信任，令他感到害怕。
想到杜山德内心深处可能还燃烧着小小的憎恨火焰，更令他感到害怕。他憎恨托德·鲍登，年轻白净，没有皱纹，是个优等生，有光明远大的前程。但最令他害怕的是杜山德拒绝叫他的名字。托德。这名字有什么难念的，即使是满嘴假牙的德国佬也念得出来呀？
托德，这名字很容易叫，只要把舌头顶住上颚，舌头轻弹，下颚落下，就念出来了。但杜山德总是叫他“孩子”或“小子”之类的，这是一种轻视的称呼，没有名字的称呼，就好像集中营用号码来代替人名一样。也许杜山德说的是实话，但他还是怀着各种恐惧，其中最大的恐惧就是杜山德从来不叫他的名字。
一切的症结都在于他始终无法下定最后的决心。问题的根源在于他虽然认识杜山德四年了，还是摸不清那老家伙脑中在想些什么，也许他并不是真正的优等生。汽车一辆辆过去，他手痒了，真想去拿把来复枪来。他可以射中几辆车？
三辆？六辆？甚至十三辆？到巴比伦的路有多远？他的内心不安地骚动。唯有等到杜山德死亡的时候，才能知道最后的真相。可能不出五年吧，也许会更快一点。三到五年之间，听起来好像犯人的刑期一样。托德·鲍登，由于你协助藏匿知名战犯，本庭判处你三到五年的徒刑。
三到五年在噩梦和冷汗中度日。杜山德迟早会两腿一伸，一命呜呼，然后他就开始紧张的等待，每一次电话铃响或门铃声大作时，他的胃都会纠结成一团。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得了这样的折磨。他的手痒了，很想拿枪，他把手指曲起来，紧握双拳，抵住胯部。
托德肚子一阵剧痛，痛得在地上滚来滚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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