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山带信函抵达阳都的当天晚上，诸葛玄正在看一封朋友的信。他经常收到在洛阳游学时期的学友来信。由于赋闲在家，通常是他这边主动写信，而平日看的东西也大多是学友的回函。
“听说伍文被杀了。”诸葛玄黯然地说。
“真可怜!”身边的妻子低着头叹道。
“第四个了。”
在洛阳太学游学的同窗好友中，不乏进入宦途者。有些人后来已被官场新手奉为中流砥柱，可能因此树大招风，而且难免卷入激烈的政争中，就连诸葛玄本人也在这一阵子落得如此下场。
同窗一个接一个成为政争的祭品。今天诸葛玄由来函得知同期的伍文已遭暗杀。
“不，是第五个了。”妻子轻声说。
“是吗？”诸葛玄仰望天井许久，“王勉也被杀了。没错，五个了……”
东汉政权的根基在于权贵。推翻篡取西汉的王莽的，的确是赤眉和绿林这类农民军，但建立新政权的却非这班人。东汉开创者光武帝，便是站在权贵领导者的立场建立新政权的。所以，东汉可谓是士大夫阶级的政府。然而，如同前面所说的，皇帝短寿、少帝即位的事情重复上演，政权遂旁落于外戚和宦官之手。在皇帝*体制下，皇帝身边的人力量变大是理所当然的事。外戚虽有何氏这种庶民出身的例子，但概为士大夫阶级。在士大夫与宦官对立的局势中，外戚被视为代表士大夫方面的势力。不过，在桓帝的时代，外戚梁冀一族遭到诛灭之后，皇帝身边的外戚势力没落，沦为宦官专权的时代。梁冀的没落，不仅仅止于外戚的没落，梁氏一族和孙氏一族(梁冀夫人的娘家)不分老少全被抄斩。非但如此，和梁冀关系较深的大臣也遭连坐处死，株连达数十人，据说朝廷阁僚级官员仅有三人幸存。在此情形下士大夫阶级岂有不没落之理。
专横至极的宦官政权，自然引起士大夫的反抗。被去势的宦官中不乏暴虐倾向者，弹压反抗的士大夫，其手段残忍无比。洛阳太学有三万名学生，诸葛兄弟列名其中，但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权贵子弟。血气方刚的这批人当然站在反宦官的第一线，其中既有出自单纯理念而高举反宦官风潮的旗帜者，也有因要职为宦官所夺而对此反击的志在攀升者。
当时还没有科举这种考试用人的制度，官吏采取推荐制。有推荐资格的人必须是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之流，和地方郡太守等二千石以上的官员。然而，由于宦官势力扩张，宦官也被赐予推荐权。不过，甘愿接受宦官推荐的人通常也不是什么善类。有时宦官甚至推荐自己的佣人、奴隶去担任县令等级的官职。
士大夫阶级的危机感日益强烈。科举以前官吏的录用称为“孝廉”，推举所谓孝顺且清廉的人物。这种德操是无法像纸上考试那般评出分数的，主要依赖众人的评价。太学学生反宦官风潮之所以流于过激，是因为有的人想借此引人注目，不引人注目便无法博取评价。
刚直之士李膺，担任司隶校尉(负责京都治安，为二千石之官)时曾经处死权势宦官之弟，而遭宦官憎恨，终被以“勾结徒党，诽谤朝廷”的罪名逮捕。被视为其徒党者有二百余人亦遭逮捕。时间在延熹九年(166年)，即孔明出世前十五年。
然而逮捕李膺众人兹事体大。在审理阶段，宦官的胡作非为逐一被曝光，只要一查李膺众人的“犯行”，便可知道处罚他们的宦官干了何等勾当。事关宦官的恶行，“冤狱”之声不胫而走。最后，被逮捕者释放，而以终身禁锢于其原籍地结案。此即“党锢之祸”。
禁锢只意味不得录用为官，并没监禁。他们虽被宦官称为“党人”，但士大夫方面却兴起以被捕为荣的风潮。某位将军甚至因没被逮捕而自觉羞愧，遂供称自己推荐的人系党人，要求尽速将其逮捕。
第一次党锢之祸只是对反宦官运动的弹压，但三年后发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则肇因于诛杀宦官的密谋走漏风声。宦官方面认为这是第一次处分过轻所致，于是这次断然酷杀一百余人，党人五等亲以内或门第任官者一律解职禁锢。
一旦下狱即受到残酷的拷打，被套上首枷、手铐、脚镣，蒙受阶下之辱。手段之残忍远非外人所能想象。
诸葛玄的同窗中，有四人因党人之名遭到处刑、暗杀。而其中一名同窗王勉系接受宦官推荐就任官职，为宦官效劳，成为党人报复的对象，而被暗杀的。
“哥哥说今后的日子可能愈来愈糟、愈黑暗，希望这孩子能带来光明。但愿这不仅仅是希望而已。”
诸葛玄边将信搁在桌上边说道。妻子深深点了几次头，喃喃道：“但愿这孩子能幸福。”
诸葛玄夫妇膝下并无子嗣。
四
诸葛孔明生于宦官弄权、以恐怖政策压制士大夫的时代。
这是孝廉失色、铜臭弥漫的时代。万事金钱第一。宦官一直被众人视为废人、怪物，自然没什么廉耻心，因此也不刻意掩饰对金钱的贪爱。他们*裸地表露贪欲，周遭的人也不以为异。
灵帝在西园卖爵、在西园开店做买卖的离奇行为，和时代的风气不无关系。灵帝生长在铜臭时代中，可能也认为自己的行为理所当然。
然而，虽说洛阳一片铜臭味，地方却还存有士大夫的骨气。
孔明于阳都出生，但不久即被带去父亲任职的泰山，在父母身边度过幼年时期。母亲章氏由于健康欠佳，常卧病床。孔明九岁的时候失去母亲。其兄诸葛瑾正在洛阳游学，未及赶上母亲的临终。
对少年诸葛孔明而言，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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