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治疗师。公司拥有的棒球队（读卖巨人队）在日本国内的知名度很高，常常被比作纽约扬基队。有了娱乐、度假、保健和体育的设施，你一直待在《读卖新闻》帝国里都可以了此一生。从车站出来，我跟在成群结队的年轻日本人后面，他们都身穿深蓝色西服，系着红色领带——当时流行的“新人款式”。
1992年的时候，那些曾经跟风把自己的头发染成棕色或红色的人又都把头发染回了黑色。穿藏青色女式西服的女孩子寥寥无几。我在考试前15分钟到了职业教育学校。签到后，接待处的一个工作人员问我：“您确定自己没搞错地方？
”“我敢肯定没有搞错。”我恭敬地回答道。考试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日语测验；第二部分是外语测验，你有几种外语可以选择；第三部分是短文写作；第四部分是给你一次机会，把自己当作具有职员潜力的人来推销。我很轻松地答完了第一部分的问题，比别的人提前了20分钟。
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挺为自己感到自豪；不过，当我漫不经心地把试卷翻过来时，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试卷的另一面上还有问题呢。我拼命想答完那些问题，但恐怕这一轮是考砸了。时间到了，我把答完了的（或者说是没答完的）卷子交了上去。
我怀着对自己的满腔愤怒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心里盘算着要不要放弃其余的考试回家去。我想必是受到了打击，怅然若失地坐在那儿。这时，一位读卖新闻社的人走到我的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剪着披头士式的短发，戴着一副丝边眼镜，有一副跟他的身材和相貌不太般配的沙哑嗓子。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人力资源部的远藤先生，数年后死于咽喉癌并发症。）“你在应征者当中很惹眼呐，”他用日语对我说道，“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测验？”“我想，如果考好了，可能会对去英文报《读卖日报》(4)找工作有所帮助。
”“我瞄了一眼你的卷子。你正面的题答得真不错，背面的题怎么了？”“真不好意思，我没想到卷子两面都有题，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哦，让我记一下。”他边说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台小小的电子记事本，在上面匆匆地写着什么。
然后他又抬起头来对我说：“别考虑《读卖日报》，到那儿去是一种浪费。你应该争取去报道真实的东西。你还有机会在这次考试中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你是上智大学的学生，对吧？”“是的。”我说。“果然不出所料。坚持下去。
”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听了这番话，我坐在那儿，内心斗争得很厉害。是放弃考试回家呢，还是坚持下去？我起身离开座位，把背包甩上肩头，又环视了一下教室，一刹那仿佛时间都停滞了——唧唧喳喳的闲聊声消失了，大家的动作都停在半空中，我的耳边响起一阵尖锐的嗡嗡声。
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离开还是留下将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决断。也许在另一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我离开了。但在这个世界里，我不会那样做。我“砰”的一声把背包放在桌上，坐了下来。我拿出铅笔，拉正椅子，坐直身子，做好了参加第二轮考试的准备。
如果能为自己的人生配乐，我当时就会选007电影的主题曲吧。诚然，摆放好铅笔并不能为你开个好头，但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最英勇的行为了。接下来是外语测验，我精明地选择了英语。于是，那几个月为功夫教学录像制作单调乏味的翻译字幕的经历就派上用场了。
当时，我得将一段评论俄罗斯自由经济的英语文章翻译成日文，然后还得将一小段谈论现代社会进步的日语文章翻译成英文。我在10分钟的休息时间到来之前就把这两段都搞定了。然后是短文写作，文章的主题是“外国人”。
经历了第一轮的痛苦，我开始感觉到幸福了。这是外国人常常会被问到的一个话题，在上智大学，学校还会要求外国人写这样的文章。有时，水平高不如运气好。成绩公布了，虽然我的日语测验一败涂地，但我还是在100个申请人中排到了第90名，也就是说，我的日语测验成绩比排在我后面的那10%的日本本国的申请人好。
而我的外语测验得了第一名——不论是英文翻译成日文还是日文翻译成英文。事实上，我的英文翻译也丢了几分，但这并不表明我的英语有什么问题。我的短文写作得了个C，问题在于内容而不是语法。前三门测验的成绩加起来，如果总分按100分算，我的得分是79分，名次上升到100人中的第59名。
虽然我的成绩不算响当当，但还是被叫去面试了。我所能想到的唯一理由就是，有人考虑到我看漏了日语测验的背面，去掉了我的一些丢分。三个星期后的第一次面试短得让我乐而忘忧。我得到了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考砸的机会，然后他们问我对工作有什么期望，是否乐意长时间工作。
我强调说自己愿意努力工作。他们问到我对《读卖新闻》的了解程度，我就提到了那组关于泰国妓女的系列报道，谈了那个深度报道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当时在场的那几位首都组的记者因此给我加了马屁分。他们告诉我还会有两次面试，但过了好几个星期也没有一点音信。
我焦躁不安起来。刚开始只不过是一种疯狂的挑战，现在却出现了可能成功的端倪。我每天都早早地回到家里等电话，一字不落地读报，卯足劲儿学日语。我想，如果得到这份工作，我怎样才能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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