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不可能有约会的——我跟第一个正式交往的日本女友关系的萌芽，就因为一个电话不可挽回地结束了。那个电话不是她打来的，而是山本打来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这是我连续工作了三个星期之后的第一个休息日，阿爱和我正在被窝里弥补我们久违的性生活时，电话铃响了。
我只好停了下来，拿起话筒。“阿德尔斯坦，秩父可能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们要你到现场去。10分钟以内赶到这儿来，车就要开了。”我开始穿衣服，阿爱气得噘起了嘴。“对不起，心肝宝贝，”我说，“我得去上班了。”“你这个混蛋！
你去了，我还没去呢。”（如果你认为“去”字用错了，且让我解释一下：在日本，达到性高潮的时候不是说“来了”，而是说“去了”。有个笑话讲的就是日美夫妻在沟通上频繁出现的这种麻烦事——他们无法判断他们是来了还是去了。
）“阿爱，我也不愿意让你搁浅啊，可任务来了。”她用完美的英语回嘴道：“工作，工作，工作。让他们等他妈的5分钟不行啊！”我已经穿好了衬衫，正在到处找我的《读卖新闻》袖标、相机和笔，心想还得挑一条没有皱的领带。
“我会补偿你的。下次我让你在上面。”我认真地说。我们的恋情最近刚刚经历过一场暴风雨的洗礼。我马不停蹄地工作，常常忘了打电话；休息日里不是累得不行，就是跑去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都醒不过来，哪里还谈得上培养感情。
我们的关系僵持了一段时间，不过我希望她会习惯我这个常常不在家的男友。我一直没有下决心去考虑“我们的未来”，这种以守为攻的方法帮不了我什么忙。“喂，我真的很抱歉。大家都在等我呢。”“如果你走出那扇门，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
”她说。“我得走了。”我说。我骑上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新闻组。山本已经等在车上了，我跳进驾驶座，开着车朝秩父飞驰而去。山本在路上给我介绍了情况。受害人在秩父开了一家小酒吧（snack bar）(1)。
那天她没有到酒吧去，晚上7点45分，一个员工便去了她在一栋县营住宅楼里的公寓，结果发现她死在卧室里，身上穿着睡衣；那个员工立刻拨打了119（日本版的911）。初步报告好像是说她被一个钝器击中了头部的右侧。
山本让我在犯罪现场下车，指示我去找一张老板娘的照片，调查一下有没有人说她的坏话。他自己直接开车去秩父派出所参加简报会。我通常都是担任现场记者，因为报社不放心让我负责警方的简报会。他们担心我会错过重要的东西。
后来有迹象表明，这种顾虑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受害人住在一片灰蒙蒙的公寓群里。这是一排排清一色的米色公寓（日本典型的公营住宅），每套公寓前面都有一个带金属栏杆的阳台，阳台上牵着晾衣绳，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上面都挂着洗好的衣服。
那儿的光线很差，让人觉得有人生活在里面的唯一动静，就是透过公寓薄薄的外墙传出来的含糊嘈杂的电视声音。警方已经把那个老板娘住的公寓楼整栋都封锁了。我拿出老外装傻的招数，弯腰钻过了“禁止入内”黄胶带。还没等跟两个人说上话，一个官员就走近我，用英语严肃地说：“走开，谁都不准待在这儿。
”有几个人一边在警方的封锁线边上逛来逛去，一边朝公寓楼上面瞅。我试着跟他们聊了几句，但没有什么收获。我走进与之毗邻的那栋米色公寓楼，挨家挨户按门铃打听那个老板娘的情况，最后我找到了一家水泥厂的工头，他是那家小酒吧的常客。
他手头上竟然还有一张她的相片——小酒吧老板娘丰满得令人吃惊——而且愿意借给我用。“你知不知道有谁会想杀她？”我摆出一副记者的架势问道。“嗯，这我可不太清楚。也许是某个债台高筑而又想赖账的客户吧。如果你没有按时付账的话，她可真不是个好惹的。
我认识的那些放高利贷的比她随和多了。”这对死者来说未必是一句合适的评价。“她的丈夫怎么样？”我问。“他们不在一起生活，她和女儿一起住。听说她们相处得并不好，好像是因为她女儿的男朋友。”“他是个压酷砸，或者就是个讨厌的家伙？
”“不，更糟。是个外国人。”“什么样的外国人？”“不太清楚。我分不清，”他不好意思地说，“看上去就像你这样的。”不错！我心想，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犯罪嫌疑人！我打电话给山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称赞了我的调查手腕，然后把他在简报会上了解到的消息跟我说了一下。
秩父警方已经宣布这是一起谋杀案，并成立了特别调查总部，名称还是非正式的，叫“秩父酒吧老板娘谋杀案”。老板娘开这家小酒吧快15年了。她通常是下午5点上班，但那天她没有来，一个女招待就到她的公寓去了。那个女招待敲了敲门，没人答应。
门是锁着的，那个女招待有点担心，就让那栋楼的管理人拿来钥匙，把门打开了。公寓里很整洁，没有打斗或入户行窃的迹象，但老板娘死了，躺在她的被子上，脸朝下，血已经渗到床垫里去了。除此以外，整个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好像什么也没有丢失。
初步尸检表明，她是在那天的午夜至清晨的某个时刻被杀害的。伤口表明她受到了一个棒状的物体（有可能是棒球棍）的重创，打击的力量足以让她当场死亡。对准颅骨的那一击导致她流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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