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中有些表达忧伤的词语太微妙，太费解，译成英文无法充分表达出它们的意味。Setsunai这个词通常翻译成“忧伤”，不过，它更适合描述一种悲伤和孤独的感觉，强烈到你的胸膛好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一种自然而真实的忧伤。
另外还有一个词yarusenai，它有“郁郁寡欢”的意思——悲哀或孤独的感觉太强烈了，你摆脱不了它，也驱散不了它。有些事情就是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忘却了那些事情，但每当你想起它们来，就有一种郁郁寡欢的感觉。
其实那些事情从来没有从你的心头消失，只不过被藏了起来，一时想不起了。日本画家竹久梦二写过一首优美的儿歌，叫作《月见草》。月见草是一种黄色（有的是白色）的花卉，它只在晚上开花；到了清晨，花儿就会带上一点红色，然后骤然凋谢。
这首歌几乎不可能翻译，因为它有着“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任何一种翻译都只是一种解释，下面就是我对这首歌的解释：你度日如年，翘首以待那人儿却可能永远不会来这无尽的郁郁寡欢宛如月见草在焦急地等待今夜啊，仿佛连月亮都不会出来(1)时不时地，你会遇见一个要把你培养成某种人的人，对我来说，就是培养成记者。
大概我在别人眼里总像一条迎面走来的流浪狗，他们总觉得有必要收容我、照料我。浜谷麻美在我刚进社会部的时候就一直庇护着我。她也一直是个警方记者。我开始负责采访第四管区的时候，说实在的，给了我一些用得上的熟人的只有她一个。
不知为什么，我们一拍即合，或许是因为我们在部里都是孤家寡人吧。从2000年初起，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我都把她当作我的干姐姐了。浜谷看上去很像长映不衰的卡通片《史酷比》里的那个戴着宽镜框、厚镜片眼镜的女孩威与玛。
她长着圆鼻头，头发剪得跟披头士一样。她一般不穿裙子，只穿休闲裤和有领衬衫来上班，打扮有点像个男的。她和日本国内新闻部的所有女性一样，坚韧不拔，埋头苦干。整个部门有一种大男子主义的氛围，女性不多。2003年的时候，部里的百余位记者当中只有六七个女性。
为了留在社会部里，女性不得不与男性一样忍受着痛苦而漫长的工作时间；在社交场合，她们还得为男同行们倒酒，却一点都不能抱怨。在许多方面，她们在工作中不得不比男性更勤奋一些。一个吹毛求疵的电话敲定了我们的友谊。
我当时的工作是值白班，基本上就是坐在编辑部里接听电话，等着有什么事件发生的时候派人去应急。那时，我就是游军（后备军）——国内新闻部的精锐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我们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在没有重大新闻的时候可以自由走动，找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报道一下。
我还负责一个连载了相当长时间的“安全危机”专题系列报道，探讨的是日本犯罪率上升的程度、原因及其对国家的影响。尽管当时的犯罪率依然很低，但在几类重大犯罪方面，警方的结案率（破案能力）创下了历史新低，因而这是个热门话题。
那天本来是风平浪静的，并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发生。这时，电话响了起来，打电话来的是个怒气冲冲的读卖巨人队球迷，他不喜欢现任的主教练。我告诉他，我们是报社的新闻部门，既不是体育部门，也不是读卖巨人队的经营部门。
我建议他打电话到别的地方去问问。他自报了姓名，然后要求我也把名字告诉他。我照他说的做了——按照日语的发音把我的名字拼给他听：“皆哭-阿爹戮死铁鹰。”打电话来的人显得很不高兴：“你在耍什么鬼把戏？你到底是谁？
”在他的要求下，我把自己的名字重复了好几遍。“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而且是个外国人。”“你不是外国人。你是一种机器，是设计来戏弄人，让他们挂断电话的机器。”“我向你保证，我不是机器。我是人类，非日本人的人类。
”“外国人，呵呵。难怪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让别人来接电话。”我旁边只有浜谷。她点了点头，让我把电话给她。“您好，我是浜谷。我认为杰克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打电话来的人这下气得七窍生烟了。“刚才是老外，现在又是个女的？
让男的来接电话。”“对不起，”浜谷嗲声嗲气地说道，“今天上班的不是外国人就是女人——搞不好还是外国女人哦。我想我们帮不了您这个忙咯。”然后她就把电话挂断了。我喜欢上了浜谷。我每次提交自己整理的一组专题文章或一篇报道的时候，浜谷都会帮我过一遍，提一些建议。
标准的新闻报道和深入的分析文章在格式上是全然不同的，而我有一段时间对偏离了标准的倒金字塔格式的专题文章非常挠头。她颇具黑色幽默感，取笑我的方式也显得和蔼可亲，尤其是对我那狼吞虎咽的吃相。她并不特别漂亮，却属于那种相处越久就越觉得有魅力的不可思议的女人。
后来，浜谷和我都被派到信息技术采访组去了。日本当时正处于信息技术泡沫期，“互联网”“黑客”和“计算机病毒”成了响当当的流行语。信息技术采访组的组员来自报纸各个版面——包括科技、经济、文化和商业的记者。
我被派去采访信息技术的软肋：病毒、黑客、DOS攻击、网络诈骗、网上非法销售、儿童色情、压酷砸的企业入侵、预付费电话的滥用以及其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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