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跟日本和世界最新技术进步有关的令人不快的事情。我是个自学成才的电脑极客。我刚开始使用的是苹果电脑，后来换成了Windows操作系统，对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痴迷了很短一段时间。我掌握了计算机的工作原理，这样，我就可以尽可能地充分利用我手头的设备，用更高的分辨率玩《血祭》和《神偷》那样的游戏了——动机不纯，但效果不错。
浜谷是在我之后被派到这个部门来的。她勉强会用电子邮件，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教自己的老师了。但浜谷是个优秀的学生，我从来没有因为暂时的角色转换而感到不舒服过。我借书给她看，给她解释术语，教她使用各种网络浏览器，做书签…
…反过来，她会浏览我的专题文章，提出建议，指出我的语法错误……我还可以指望她在我需要的时候替我收拾烂摊子。2000年9月17日，我得到消息说贝尼即将出生，浜谷没等我开口求她就把我“撵”出了办公室，还把我刚写了一半的文章也接了过去。
我因孩子出生得到了两天的休假。一周后，信息技术采访组的一个记者需要为一篇有关克隆的文章配一张婴儿的照片。浜谷立刻想到了我的孩子。“杰克，这会给孩子一个开门红。何况我也想瞧瞧这个小家伙呢。我们都要去。”就这样，我们带着一位《读卖新闻》的摄影师钻进一辆出租车，奔埼玉县去了——淳住在她母亲家里。
浜谷非常喜欢孩子，淳让她抱贝尼的时候，我看到她眉开眼笑了，而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她这样笑过。她的脸上都泛起了红晕。浜谷为了工作放弃了很多东西，我们这个部门里的女性大都是这样的。她错过了结婚的机会，现在即便能找到足够的空闲时间和别人约会，她也已经过了可以安全生育的年龄了。
摄影师拍下了贝尼哇哇叫时的照片。第二天，贝尼的照片成了蒙太奇的一部分，出现在《读卖新闻》的头版上，旁边的大标题是“克隆：我们要创造出一种超人类？”又过了一天，浜谷把28份昨天的报纸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分成四叠，用塑料绳整整齐齐地装订在一起。
这竟成了一份绝无仅有的纪念品和遗物。日本的报社（也许日本的企业和政府也一样）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决不容许你长期从事同样的工作。人事变动不断，仅仅是为变动而变动，这种做法损害了工作的连贯性，使一个记者很难拥有自己的专业知识领域。
大多数的报道都不让署名，这也伤害了为争取在某一新闻题材上被专家认可而努力的记者。浜谷的专业领域是智障人士问题，特别涉及那些人触犯了法律时应对他们采取的适当措施。她还是个为残疾人士服务的热心倡导者，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看，日本在这个领域仍然落后美国几十年。
20世纪90年代末期，有关法律及其如何处理精神病患者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有些人大声疾呼，法律方面的官员在强行关押精神病患者方面应当具有更大的权限。这场辩论的导火索是1999年7月23日发生的一起事件——从羽田机场（东京国际机场）起飞的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被一个精神病患者劫持了。
他在犯罪过程中刺伤了机长，被捕后，关于应不应当把他的名字公之于众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辩论。因为他有精神病史，他曾经是一家精神病院的病人，按照处理这种案件的惯例，大多数报纸没有在报道中指名道姓。然而就在27日那天，最保守的日报——《产经新闻》——提到了他的名字。
检察官办公室在起诉那名男子之前并没有把他送去做一次正式的精神能力评价，这意味着他被认定在精神上有能力承担刑事责任。到了8月10日，连《读卖新闻》的姊妹台——日本电视台——也在报道中使用他的真实姓名了。
到他被正式起诉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新闻机构都在使用他的真实姓名了。事实上，多家媒体非常详细地曝光了他的心理问题和病史。浜谷竭力反对公布那名男子的姓名，并在采访报道中表达了她对这种做法的不满。“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助长了一种暴民心态。
所有刊登出来的报道几乎都在暗示，如果一个人在接受精神病治疗，那么，他离犯下可怕的罪行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她在8月的一次午餐时跟我这样说，我当时并不同意她的看法，可以说是起初不同意吧。我的脑子里依然有我在警方采访时留下的烙印，像一个警察那样思考问题——要惩罚罪犯，别为他们平反。
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是狡猾的歹徒编造出来的，是为了逃避牢狱之灾。然而，她跟我介绍了那名男子的病史和打进心理健康诊所的各种电话之后，我重新认识了这个问题，开始理解她的观点了。当时，所有我们这些日本媒体人都在拿患有精神病的人犯下可怕的罪行这一事件来说事，并由此推断出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有能力或有可能犯下类似的罪行。
在很多方面，这种报道加深了许多过去对智障人士的偏见，怂恿了人们歧视他们。然而，这并不符合公众的意愿，当然也不符合报纸的基调；而浜谷为人过于正直，她不会放弃自己的想法，也不会修改自己的文章来迎合一条心照不宣的公司政策。
就这样，她让自己被贴上“惹是生非者”的标签，并被看成是激进分子，说“她和她所庇护的那些疯子一样疯狂”。打那以后，她的日子就开始不太好过了。2001年6月8日，一个名叫宅间守的37岁男子冲进大阪教育学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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