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池田小学，刺伤23名小孩，刺死8人。宅间当时被认定患有精神病，但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这明显是一起为了泄愤而事先策划好的犯罪行为，而且，他故意谎称自己有精神病，就是以为这样自己不会受到起诉。这起事件再次让人们把精神病人与暴力犯罪联系在了一起，而浜谷也在继续发表她的意见，认为我们的报道不应该支持那种偏见，不应该以偏概全地认为所有精神疾病都是编造出来逃避处罚的。
这的确是一种合理的做法，却在部门内部引起了不合理的反应。浜谷针对这个问题写下的文章并不被一些资深编辑看好。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正直和热情反而被视为一种公然的挑战。9月12日，一次会议上宣布了一则调令，浜谷被调到人力资源部门去了，基本上是被撵出了国内新闻部。
菊池部长要求浜谷在8月29日调任，并让她致告别词，而她的嗓音已经哑了，几乎听不到她在说什么。她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但她克制着不让自己崩溃。我不知道这个部门让人这么想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或许就像一次不美满的婚姻吧：你的人生花费在这要命的事情上的年头越多，离婚的难度就越大——你不想让自己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
或许原因就在于，你感觉自己是新闻记者里的精英；也可能在于，这份工作成了你的身份、你的生活和你早晨起床的理由。如果你被别人剥夺了这种感觉，会觉得很痛。那天晚上，我和浜谷一起去青山的意大利餐厅吃了饭。部长一个月前就给她打了电话，跟她说，他准备把她转去《读卖周刊》——《读卖新闻》旗下的一份出版物。
浜谷对他说：“我想留在国内新闻部。如果我走了，没有人能妥善处理好智障人士和残疾人士的报道。”她说，部长看上去对她的答复并不满意；其实他把她的答复看成是对命令的违抗了。在即将召开部门会议的几天前，他把她叫到他的办公桌前，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你即将离开这个部门，奉调到人力资源部门去。
你要么接受这个决定，要么辞职，不然就会被解雇。只要在这个公司里，你就再也别想当记者了。我的话完了。”然后二话不说就把她打发走了。她什么理由和解释也没有得到。我能够体会到，她就像被人痛打了一顿似的。我们坐在餐厅里。
“你再也别想当记者了。”她重复完这句话之后就完全崩溃了。她哭得那么厉害，我都以为她快要窒息了。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就任由她哭到再也哭不出来为止。我想，让她哭出来兴许会好受些。“喂，”我使尽浑身解数，用最能鼓舞人心的声音说道，“部长就是个混蛋——他不会一直待在那个位置上的。
只要耐心等待，事情就会过去的。你是个优秀的记者，还会有机会写报道的。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她问我是不是真的这样想的。我并不是，但我撒了谎。我让她放心，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事情不会有所改变了，但我强烈地怀疑事情不会转圜，不过你总想给人留一些希望吧。
或许我应该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她；或许我应该告诉她——赶快离开《读卖新闻》，到另一家能赏识她的报社去工作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和读卖新闻社里的人保持联络是一件难事。大家看起来都在一家公司里工作，但是，如果你负责了警方采访，在自己的部门里就成了陌生人。
你吃喝拉撒睡都在东京都警视厅总部里，就基本上不回公司总部去了。尤其难得一见的是浜谷，因为她现在干脆就不在我这个部门里了。但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信息技术采访部门的主编在他的公寓里举行了一次丰盛的晚宴，同时也邀请了以前的记者参加，我们终于有一些时间坐在一起聊聊八卦，谈谈各自的工作了。
我拍了几张浜谷的照片，拍得挺不错，她假装挥起拳头打倒了好几个人。我们本来约好那一周的晚些时候一起出去吃个饭，继续聊一聊的，不巧我忙于为一篇报道做采访，不得不取消了跟她的约定。她似乎有点失望，我答应过几天重新定个日子。
我给她打过一次电话，但没人接。我记不得确切的日期了。那天我要到公司的图书馆去复印一些材料，就顺便进总部去逛了一圈。我经过部里的时候，发现里面的气氛显得异常地压抑，菊池部长正在他的办公桌前跟一些高管在低声商量着什么。
我走进大厅去倒咖啡喝，另一位女记者走到我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去，看见她面带笑容，神情激动，似乎有什么惊人的秘密要告诉我。“嘿，最近怎么样？”我问她，尽量不让咖啡烫到自己的舌头。她凑近我低声说道：“你听说浜谷的消息了吗？
”“没有啊，是好消息吧，但愿。她要回社会部了？”“你真的不知道？”“上周到现在我一直都没跟她说上话呢。我真的不知道。她结婚了？有男朋友了？快告诉我吧。”“她自杀了。”她几乎有点神经质地笑着说道。“哦？
别逗了，在食堂里‘剖腹’了？”“不，她真的自杀了。”“什么？怎么自杀的？”“他们说她在自己的公寓里上吊了。她的父母今天发现了她的尸体。那些周刊杂志已经在四处打听消息了。你小心点。”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感觉就像自己的腹部突然中了一拳似的。
“你没事吧？”她一定是问了三次我才答腔。“噢，没事。谢谢你告诉了我。”“很抱歉。我以为你知道了。”“我不知道，不过还是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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