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女孩手里只剩下25美元，跟承诺给她们的每月4万美元相去甚远。那些女孩都是持旅游签证的，只允许逗留3个月，而且不允许工作。对“滑头”和维克托来说，这种状况大有好处，他们既可以走马灯似的更换新的女孩，又可以不断收缴日益上调的机票钱。
许多女孩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其实还欠着“滑头”的钱呢。维克托身材高大，外表英俊，据说跟一个日本女子结了婚，这桩婚姻给他在日本开展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法部的一个线人发现了一家注册在“滑头”名下的公司：“R&D”，这家公司成立于1993年，经营汽车进口、服装销售、咨询业务和保险经纪业务，现在显然不再做什么生意了。
这家公司的董事小林高触犯了《卖淫防止法》——他把台湾妇女带到日本国内，让她们从事妓女的行当，1989年在静冈（那里是后藤组的地盘）被拘捕。据称“滑头”一直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很显然，“滑头”早就有了贩卖人口的记录。
“异类警察”带来了一个相当令人不安的消息：“滑头”不能碰。我怀疑，这是因为他的情报给露茜·布莱克曼案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突破口。一直到了东京都警视厅给六本木管区派去新长官的时候，“滑头”才失去了为所欲为的自由。
“滑头”在他的人生中做了一次好事，却要别人从此为这一好事埋单。维克托大多是在欧洲直接招募女孩。他还处理后勤事务，安排前往马尔代夫的性旅行——这才是真正的摇钱树。到了12月初，我收集到足够写一篇报道的资料，就写了一份初稿交给我当时的主管山越（又名史蒂夫·麦奎因(2)）。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是日本的史蒂夫·麦奎因，而不是汤姆·克鲁斯什么的，但他对我的文章还是有兴趣的。不过，考虑到这篇报道的轰动性，他想要先把20件左右的事情搞清楚。他把这篇报道和我一齐交给了“蝴蝶结”先生——国内新闻部里最可怕、最苛刻的编辑兼资深记者。
“蝴蝶结”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毫不含糊地把他想要的东西告诉了我。一个是要我去跟经纪人或人贩子谈一谈，听听他们的说法。另一个是要我去找到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你说的‘无辜的受害者’是什么意思？”“你认为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白痴？
有些荡妇来日本就想一个晚上躺着赚上两三千美元，结果发现自己赚不到那么多钱，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犯罪。我要的是一个受骗上当的女孩，一个无辜的女孩。我要的是一个凄惨的故事。如果只是个没拿到足额报酬的妓女对她的工作表示不满，你就写不成一篇报道。
”“我认为你没有理解我想说的。”“我理解。我了解这种交易。我只是在告诉你该怎么写。你想写这篇报道，写一篇让人同情那些无辜的妇女、仇恨那些人贩子的报道。如果做不到我说的那样，你就写不成一篇报道，而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也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我不喜欢他的态度，但我当时说什么也想要把这篇报道写出来。事实上，这正在成为我的一个奋斗目标。所以，我又去找海伦娜帮忙。她告诉了我跟一个逃出来的女人取得联系的方法。那个女人叫韦罗妮卡，她有幸在逃走前把自己的护照偷了回来。
韦罗妮卡个子不高，身材偏瘦，金发梳到脑后草草地扎了个马尾辫。她看上去精神不是很好，一层厚厚的浓妆也掩盖不了她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她穿着一件带毛领的白色皮大衣，左耳长得像被压扁了似的。她26岁，老家在离华沙约5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
“我在网上看到了这则广告：‘到日本去当女招待吧！谁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赚到很多的钱！我们正在雇用金发女郎。’我就联系了。“我到华沙去见了这个艺人公司的代表，叫米克尔。他给我展示了一家俱乐部的图片——真是个奢侈的地方啊——他说：‘你去的就是这个地方，和日本男人跳舞，用英语跟他们聊天。
一个小时就赚100美元。’我的女儿6岁了，我让我母亲照顾她，自己就离开华沙飞到东京来了。他们让我到全日空饭店去，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维克托。他是荷兰人，很英俊，表现得完全像个绅士，我觉得很安心。“维克托开车把我送到住宿的地方。
他说，我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一定很累了，可以先放松一下，明天开始工作就行。他把我带到那间公寓——位于西麻布一栋大楼的4楼。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地址。公寓里已经住了一个哥伦比亚女孩和一个加拿大女孩。三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我开始觉得有点不自在了。
维克托拉出一个抽屉，让我把值钱的东西——包括我的护照——都放到里面去，说这样才不会被偷走。我照他说的做了。“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维克托和一个叫‘滑头’的日本男人来到了公寓里。接着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了‘小窝’。
那个地方跟我在波兰看到的图片完全不一样。维克托非常粗暴地告诉我们，我们就在那儿工作。我生气了，心想，这是什么鬼地方啊？后来那两个家伙向我们说明了工作内容：我们要提供性服务——给那些男子按摩、手淫。口交就有4 000日元（约合40美元）。
不管我们有没有顾客，他们每天都要向我们收7 500日元（约合75美元）。如果我们不交，这个金额就成了我们必须偿还的‘贷款’。机票钱是他们向我们收取的第一笔款项，他们说我们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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