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部官员是个女性，显然她被选中站在那里是因为她会讲英语。她站在另外两个人的前面，拿着报纸在我面前挥了挥。“这个标题是不可原谅的。”她失去了自制，竟然用日语对我这样说道。我从她手中接过报纸，端详了一下标题。
“你说得对，”我说，“这个标题应该改一下。‘日本：人口贩卖的帝国’后面的问号应该是感叹号。而且，提到美国的部分并不重要。整个标题应该改成‘日本：人口贩卖的帝国！和朝鲜一样糟糕？’”我连连获胜了。尽管这种事情很棘手，我还是找到了一项真的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获得了一种跻身于十字军东征的兴奋和力量。
自以为是的愤怒才能真正激发起你的兴趣。我做了一些并不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和我所报道的那些贩卖人口者相比，我就是活佛了——至少在我心里是这样觉得的。而我还是愤愤不平。我气愤的是，虽然当时日本国内的人口贩卖活动很猖獗，日本警方和日本政府却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根本不想去处理。
其实，我不能过分责怪警方。法律就是法律，没有写入法律的真正的打击人口贩卖的条例，他们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警方，而在于他们的上级机关。我的想法很像一个调查黑社会枪击案的优秀打黑警察。谁在乎开枪的人？
他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如果想要取得成效，就要严惩下令开枪的那个人。我决定尽我所能去撬动日本政府。这起案件的令人遗憾之处在于对剥削外国妇女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和默许。我需要证据来证实我的案例。我的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
以联合国为后盾的国际劳工组织（ILO）已经开展了一项由日本政府资助的研究，调查日本的人口贩卖状况。这份研究报告毫不留情地指出：日本既没有惩处人贩子，也没有妥善处理受害者。但日本政府责令国际劳工组织保守秘密，这份报告永远得不到公开了。
但是，我知道了它的存在，并通过某些渠道得到了一份拷贝。这个消息变成了2004年11月19日的《读卖新闻》的头版报道。我必须争取到像样的报道，而这样做是值得的。第二天，我紧跟着又发了一篇文章。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政府已经准备宣布一项对付人口贩卖的行动计划，而我的文章也促使政府对政策作出了大幅修改来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措施。
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我终于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管这件事有多小。我没有放弃使维克托和“滑头”受到惩处的努力。最终，这两个人都进了监狱。缉毒队瞄上了“滑头”，突击搜查了他开的那几家俱乐部，他的生意就玩完了。
有人向日本海关的官员和荷兰警方提供了大量有关维克托的业务的消息，维克托也进了监狱。显然还有人把他的名字给了当地的压酷砸，他们以侵犯了他们的地盘为由把这个混蛋赶出了六本木。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我应该改一下措辞：海伦娜和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她鼓起了勇气跟我联系，在第一篇报道上比我出了更多的力，如果有正义可言的话，当时她的名字也应该出现在那篇报道里。最终，马尔代夫的性旅行停了，“滑头”的俱乐部都被搜查、取缔了。正义或多或少得到了伸张。在调查人口贩卖的过程中，我的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说不清那些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连为什么会发生也搞不清楚。我不太善于一边和受害者交谈一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们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一些景象还会让我觉得忐忑不安。一个泰籍性工作者的六岁男孩骨瘦如柴、满口没牙，那些人贩子却不允许她带儿子去看牙，因为他们不想让当局知道他们都是非法逗留在日本的。
那个惨遭顾客殴打的韩国女子，乳房上留着别人把烟头捻灭在那上面的伤痕。干出这种事情的男人可能是个低级别的压酷砸，还带给她艾滋病和一个孩子。她认为那是上帝对她的诅咒。我很难不同意那种看法。还有一个爱沙尼亚女人，因为对顾客唾了唾沫便被人用酒瓶鸡奸，手段残忍至极，以致她不得不做了手术。
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而在几乎所有这样的案例中，那些妇女永远都不知道是谁让她们成了受害者，不知道她们被关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那些涉案的日本人的名字。她们记得自己受到的折磨，却几乎记不起能够找到那些责任人的线索。
这就像是在和“幽灵”干仗。在大多数情况下，性爱俱乐部的老板被捕之后，当局就会立即以违反签证规定为由将那些妇女强行驱逐出境，这样，检方就得不到进行其他指控的证据。我力争让警察们明白，他们应该以绑架、强奸、殴打及其他任何可能的指控逮捕人贩子，但警察们总是告诉我说：“要这样做，我们就需要证据，而这些妇女不足以成为证人，因为她们听不懂日语，不能提供可靠的证词。
此外，她们一直在日本从事非法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犯罪，必须受到驱逐。她们一旦被驱逐出境，就很难立案了。”这就像是禅宗的“问答”。我一直在跟执法人员进行着同样的对话。我知道，如果法律更改，事情就会有所改变，但这种事情好像永远也不会发生。
我结交了多方面的消息来源，就是为了能和受害者交谈，但我怎么也找不出有关加害人的消息。我没有财力和物力去做这种事情了。我开始从工资里拿出大笔的钱来帮助我遇见的受害女性。有的时候，这就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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