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应该怎么办？”“写那篇该死的报道吧，别浪费时间了。打消他们想让你闭嘴的念头，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就可以带我去脱衣舞酒吧找遍所有带奶牛乳房的白种姑娘啦。你欠我的，阿德尔斯坦。”亚沙子听到这话笑了起来：“杰克，没想到你还经常光顾这种地方啊。
”“异类警察”咯咯笑着说：“那你就完全不了解他了。”喝到一半，“异类警察”和我偷偷跑到外面去抽了一根烟，他问我最近怎么样。“还行吧。”我只能这么说了。“我去查了一下你那个朋友的情况。”“有结果吗？”“什么也没有查到。
她干活的那个地方被突击搜查了，可能是在2006年2月。店铺是重新开张了，但没了老外女郎。我试着去查了她的行踪，叫人帮忙去入国管理局查了一下，那里没有名叫海伦娜的人的出境记录。或许她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双重国籍？
”“不会吧。”“你跟她上床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她是个好朋友。我的意思是说，她一直是好朋友。”“你和她有问题吗？”“那倒没有。”“你在跟别人睡吗？”“我是绅士，原则上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
”“我没说错吧？”“你说什么了？”“你知道的。”“哦，知道了。权宜之计。不过，有一件事你说错了。”“哪件事？”“那不是滑溜溜的坡道，是要人命的滑水道。”“杰克，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必须以毒——”“——攻毒。
这个成语我很熟悉。”“做你该做的事，把这个麻烦了结了。这比什么都要紧，你懂吧。”“我懂。”我让他放心。他一点都不像关口，但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精明之道——也许不是个好警察，但是个好人，是个好朋友。为了我，他不顾自己职业的安稳，打破了警官之间互相袒护的潜规则。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到对他的仁义受之无愧，但我很高兴得到了这份仁义。一直喝到11点30分，大家才匆匆离开，去赶末班车回家。他们走后，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点着一根烟，放上迈尔斯·戴维斯(8)的音乐，关了灯，沉思了起来。
当你自斟自酌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问题了。整个世界仿佛死掉了，唯一听得到的就是香烟噼啪作响的声音，风轻轻摇晃着挡雨的百叶窗，CD在BOSE音响里轻轻地旋转着，播放着Final Take 2。我想，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寂寞过。
有种意识袭上我的心头，就像肚子挨了一拳：我的行为已经危及自己所关心、喜欢、爱着的或只有一面之交的每一个人。他们对我感觉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问题在于我用那该死的电话通过话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成了某个人潜在的筹码，而这个人却是个把人当炮灰用也不会觉得良心不安的人。
我真的需要有人说说话。我有点醉了，脑子也不是很清晰了，我拨通了关口的手机（他的号码还留在我的通讯录里，我一直没有把它删掉），它响了几次以后，我才意识到他不可能接了。现在，没有人会来给我指明方向，没有人会给我有益的建议了。
没有了良师益友，一切都得靠自己了。关口会怎么做呢？这是我私下的口头禅。对了，他首先会评估一下事态。我评估了一下，看来事态并不太妙。大部分压酷砸不会让平民卷入冲突之中，这是他们至少应该做的事情。一般都认为袭击跟你有过节的人的妻子、情人、挚友是不光彩的。
真正的压酷砸是不会去痛打一个赖债者的兄弟的，他会去痛打赖债者本人。后藤忠政是另一种压酷砸。他以刻薄、无耻著称，而那个狗日的警察实际上就是在给他火上浇油。现在，我必须弄清楚他最有可能烧到的是谁，也许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
我需要采取一些应急措施，而且不能等了。我上楼抓起名片盒，回到楼下，把所有的名片倒在地上摊开。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把手机上有的每个人的名字都敲了进去（我还没有聪明到把那些名字用数据线传输到电脑里去），然后按照潜在的风险给我的朋友排序。
因为没有自己的通话记录，我仔细查阅了两个月的电子邮件，试着从中重现我去过的地方，跟我在一起的人。在那些名片中，我找到了海伦娜的。皱巴巴的，在我的钱包里来回拔插得边缘都磨毛了，在我的口袋里装得都褪色了，上面满是折痕，字迹也模糊了。
我还记得她把名片给我的时候，我不得不去争取拿到它。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名片给了她，可直到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她才觉得我足够可信，可以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她当时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里面是一身简简单单的红连衣裙，脚上穿着长筒靴，头发梳到脑后扎成一条马尾辫。
她用双手递过名片来的时候，滑稽地模仿了一下日本式的鞠躬，嘴里还说道：“我叫海伦娜，妓女，不过不是普通的妓女，是职业妓女。”她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被她自己的玩笑逗得眼睛一闪一闪的。我一直杂乱无章地记着日记。
记日记是件好事，因为我们的忘性都太大。作为记者，你见的人那么多，采访的悲剧那么多，写的报道那么多，很难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去过了什么地方。但有些小物件里储存着的回忆却比电话簿大小的日记本里的多。我把那张名片拿在手中，觉得它饱含着沉甸甸的回忆。
我们曾把那张名片当作她的大富翁游戏里的“公园广场”。一个阴雨的周日，我在办公室里做了一些事情之后，顺路去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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