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的地方，我们玩了一局“马拉松”。因为一直找不到“公园广场”的卡片，她就把她的名片放在那个位置上。我争辩道，那上面租金等相关的信息一个都没有，她便凭着记忆把所有的数字都说了出来，还说道：“我了解‘公园广场’，宝贝儿。
这个女人只想要高档的房地产，我就是这样的，结束的时候让你输到光屁股。”果然不出所料，游戏结束时我便成了日本的雷曼兄弟。她真的很擅长战术游戏——大富翁、战舰、奥赛罗。这很伤我的自尊心。我想，那些游戏就是她的唯一爱好吧。
在那堆名片里，我找到了那张“公园广场”的卡片。我想，我就是当时拿错卡片的人吧。我想不起最后一次玩大富翁是什么时候了，然后，我想起自己多么思念有她在一起说话的日子，于是，我一时间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我不愿去想这样的事情，但还是想到了。
如果我没有在2005年的时候打退堂鼓，或许后藤已经失权，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了。当时，那个决定看起来是正确的——战略性撤退。不过，真的是那样？还是一种怯懦的行为？或许只是出于懒惰？那一幕在我脑海里重现了好多次。
于是，我下了决心，只要能把他打倒，我什么都愿意做。我厌倦了东奔西跑，实际上我也没有多少钱。我没有900来号人为我工作，也没有几百万美元藏在银行里。但我有一些好朋友，一些消息，一些联络人和满腔的怒火。不过，在放手大干之前，我必须打几个电话，发几封电子邮件。
听到我不得不说的话，很多人非常不高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再也不是朋友了。如果说我一点都不痛苦，那是在撒谎，但我明白，友谊中一般没有成为人肉靶子这种默契吧。我把那篇文章写了出来。事情看起来就这么简单：要么登出来，要么死。
真的。问题是，没有人会登我的文章，连我本来指望的人都不会了。“这篇报道过时了。”“我们不想惹日本警视厅，如果这是真的，他们就显得非常愚蠢了。”“我不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会为我们证实这件事。”有家报社似乎对发表这篇报道感兴趣，但那家报社想要做的就是抨击美国联邦调查局，我认为那样做根本达不到真正的目的。
我不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做那笔交易有错，而我也不想让吉姆受到冷嘲热讽。我不能同意。只有一个人（某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对我说了实话：“这是很吓人的玩意儿。我们发了这个，那就不但要跟后藤的律师打交道，而且还不得不花一大笔钱来加强公司的安全保障。
报复是一定会有的，人员也会受伤，搞不好我们的办公室都会被扔汽油弹。而且坦率地说吧，我们一直在为创价学会印一些东西，那样的话，后藤还不让那里跟我们终止合同？对不起了。”我想，那时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期了。
万事几乎俱备了，东风却怎么也唤不来。有家杂志向我保证，只要我能再找到一点确凿的证据，它就准备刊登这篇报道。我悄悄去了一趟美国西海岸，跟一个为后藤组洗过钱的艺术品经销商见了一面，结果却糟透了。我得不到那份杂志希望和要求的东西，越来越觉得事情要落空了。
我在一家20世纪20年代建的旧饭店里待了一个晚上，翻看着《完美自杀指南》，考虑要不要尝试一下。这似乎是一种选择。在若干年之后，日本有很多人寿保险的保单连自杀的情况也属于偿付范围里的了。要是自己了断，我既可以为我的家人留下一笔钱，后藤也没有理由去招惹我所担心的每一个人了。
十年前，我根本想象不到自己还有可能步入那些将自杀指南付诸实践的不幸者的行列。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意，而且很担心——什么事都担心。我可以说是有点沮丧了。如果不是某人恰好在某个时候来了一个电话，我可能已经那样做了——我真不好意思承认。
最后，我决定自己动手用英语写这篇报道。我抽着烟，看着太阳从机场上空升起，做着回日本的准备，然后我突然明白该怎么做了。我早就应该明白，想先用日语发表这篇报道是不可能的。我一开始就应该采取别的手段。我估计自己能让这篇报道发表在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FCCJ）的报纸上，结果又错了。
提交了这篇报道之后，我意外地接到了一个编辑通过电邮发过来的一份备忘录，大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给一个臭名昭著的压酷砸发放签证，这样他就可以得到肝脏移植？听起来完全令人难以置信。也许这家伙有点疯了。”我心里很不痛快。
是的，我敢肯定自己被别人看成疯子了。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我向自己认识的所有人求援，后来一位世交把我介绍给了《华盛顿邮报》“观点”栏目的编辑约翰·庞弗雷特。他也认为我有点疯了，但我没有责怪他。
他要证据，我把手头上的所有资料都给了他，有一百来页。我从来没有哪篇报道接受过跟这篇报道一样苛刻的审查。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回答问题，核查事实，辨别我的材料的来源，这样过了一个多月，这篇报道才得到了庞弗雷特先生的首肯。
最后，《华盛顿邮报》通过独立消息来源从美国联邦调查局证实了我说的是真话。5月11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这篇报道。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也改变了立场，发表了我的文章，但略去了后藤的名字。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我还做了一件事情。
我跟山口组（理事会）另一派系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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