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伙取得了联系。我知道后藤被山口组的高层看作是惹是生非的人。我跟理事会里的那个家伙解释说，我正在写一篇后藤忠政跟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交易的报道，是用英文写的。我请他把这篇文章递上去，请山口组总部给一个意见（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真的会给）。
我对他说：“我想知道山口组总部是否同意了这笔交易，如果是，为什么？你们是否认为这件事有问题？”我把用英语写的报道和我翻译的日文版给他看，他当场看了，但没有任何反应。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我，态度非常礼貌。
“我们没有正式的意见。你也知道，山口组不再接受任何采访，我们也不会发表评论了。不过，上面已经授权我跟你说，非常感谢你促使我们注意到了这件事，我们并不知情。我们其实宁愿内部处理此事。我们了解到你在这篇报道上花了很多的时间，愿意对你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给予补偿。
”我摸不透他在说什么，就直言不讳地问道：“我不是日本人，是外国人。你的措辞我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可以给你30万美元，条件是不写那篇报道。只要把你的银行名称、你的账号和你存款的分行名称给我，明天你就可以拿到钱。
”“我不能接受。”“我可以为你在一周内准备50万美元。但我必须把它存到两个不同的银行账户里去。如果你没有两个账户，可以很容易地再开设一个。”“不是金额的问题。谢谢。我会把最新消息随时告诉你。”“嗯，我不认为你在做最明智的决定。
你可以实现我认为你想实现的事情，轻而易举地成为富人，开始新的生活。”“我喜欢我现在的生活。我很感谢这个提议，而且感到非常荣幸。但我不得不谢绝你的好意。”“请随时与我联络。”我答应说我会的。如果说我对拿了钱走人不动心，那是在撒谎。
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他们就把我捏在手心里了。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我给读卖新闻社送去了一份拷贝。我觉得这样做似乎比较合适。读卖新闻社没有理我，日本的其他报社也一样。我早就料到事情会是这样的。这就是我在《华盛顿邮报》准备发稿之前就已经开始跟《洛杉矶时报》接洽的原因。
我趁该报社的旧金山分局局长约翰·利翁纳在那一年5月来日本的时候去见了他，他很快就觉察到这是一篇有价值的报道。我跟他和查尔斯·奥恩斯坦一起忙活了好几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没有提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让他们觉得非常满意。
5月31日，这篇报道成了他们的报纸的头版消息。这下日本媒体不能不闻不问了，只是有些报刊还是装作不知道。几乎所有报道了这一消息的日本媒体都畏畏缩缩地写道：“据《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称……”这是日本媒体在报道棘手的新闻时的标准策略：归咎于别人。
“我们没有说——是《洛杉矶时报》说的！”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篇文章说有人想要独立核查这个消息或做进一步的调查。报道问世了。然而后藤那边却没有一点动静。我不知道他会如何辩解，但这个消息看不到有什么效果。我呢，晚上却好睡多了。
现在我成了非常显眼的目标，而正因为如此，我受到扼杀、跟我有关联的人受到伤害的可能性都小了不少。但很显然，要把他打倒，我必须把一切都详细地写出来，而且必须用日语写。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压酷砸粉丝杂志的前编辑铃木友彦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有兴趣为宝岛出版社的《被禁止的新闻报道》集撰写一个章节。
我问，我们能不能一起写——这种问法非常可怕，因为这意味着他也会惹怒后藤组。但他没有退缩，而是警告我说，我要做好承担巨大风险的准备。我说，我愿意做这件事。就是那个时候他对我说我需要一个保镖。我认得那家伙，名叫望月昭夫。
他一直是远藤安亘（关根元在20世纪90年代杀害的压酷砸犯罪头子）的好朋友。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有组织犯罪团体，但压酷砸之间的友谊有时会超越组织上的束缚。一个住吉会的成员可以跟稻川会的成员结为“拜把兄弟”，一个山口组的成员可以跟国粹会的成员称兄道弟。
望月和远藤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好就好在我们都互相认识。我问铃木，望月为什么愿意做保镖。“他不再是个压酷砸了，去年就脱离了组织。他有个1岁大的儿子，但没有工作。他是理想的保镖兼司机。他是个好汉。”“是的，我认识他。
不过，他过去可是个犯罪头子啊！我想有……好像……一百来号人为他干活吧。”“没错。”“那不是降格了，为我干活？”“一点不错。不过他不是那种9根指头全身刺青的中年压酷砸，会有很多选择。没事的！”于是，我雇了望月。
我在为加州的一个公司做报酬优厚的扒金库产业调查项目时攒了一点钱。我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到了7月，那本文集即将付梓，望月跟着我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在提交最终稿之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相当了解后藤，我认为向他求教很合适。
他读了手稿，读的时候表情不太妙。他是个非常有礼貌的家伙，过了一会儿才把他的想法说出来。“杰克，你知道吗，如果你这样写，他可能会想把我们两个都杀了。当然是先杀了你咯。他真的会恨你。即使你不想这么做，也没有人会认为你没价值。
你可以一走了之。”望月先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根烟递给我，然后用手罩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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