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容悦者，乃欲倚而信之，则其坏法乱纪，蠹国殃民也必矣，其为祸患岂不深乎！此小人之所以不可任也。君子之所以见疑者，或以其偶有小过，遂不察其平生。殊不知所谓君子者，只是大节过人，才德出众，至于心思之所不及，智虑之所不周，亦岂能全无小过。
但其无心之失，不害于正道，即当略而不论矣。今既谓之君子，则已知其正，而复疑其不信，则又以为邪，何异立直木于日中，而又疑其影之邪曲者乎！盖既曰直木，则其影未有不正者也；既曰君子，则其心未有不诚者也。又何疑之有哉！
此君子之所以不可不任也。陛下诚能慎选于群臣之中，察其立心行己，光明正大，而确然为君子者，因而接之以礼，驭之以恩，诚心任用，如手足腹心，相为一体，而不使邪曲小人，得以媒糵其间，则彼方能殚竭忠猷，展尽底蕴，君臣同志，上下一心，庶事自无不康，万几自无不理，何忧天下之不治哉！
不然，诚信之道一亏，即阻忠良之志，疑贰之心一起，即开群枉之门，天下之事，将日趋于倾败，而危亡之期，不可保也，可不戒哉！”太宗览魏徵之疏，心甚嘉悦，即降手诏褒美说道：“昔晋武帝既平定东吴，天下一统，志意骄怠，不复留心政治。
那时有太傅何曾退朝，私谓其子何劭说：‘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只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孙谋者。一、二世之间，定要大乱，尔辈犹可以免。’因指着诸孙说：‘此等必遇乱而死。’后来晋室大乱，其孙何绥，仕至尚书，果为东海王越所杀。
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常以为曾位极三公，责任至重，明知其主骄奢，不能直词正谏，却乃私语子孙，自夸明智，此人臣不忠之甚者也。若使曾能直言匡救，武帝因而改悔，岂至于一传而乱乎！朕今溺于宴安，不自觉其怠忽，兹得闻公之言，方知从前所行，多有不是，所当省改。
昔西门豹性急，常佩韦皮以自缓；董安于性缓，常佩弓弦以自急。今朕亦将此疏，置在几案，朝夕省览，以为警戒，就如古人佩韦、佩弦以自矫其过一般，庶可以保其有终也。”尝观自古人君，未有不欲任贤以图治；自古人臣，未有不思竭忠以报主。
然上每苦下之不忠，下每苦上之不任者，则以推诚之道，有所未尽也。若必上之任下，无一毫疑贰之心，而后臣之事君，无一念顾忌之意，圣帝明王所以无为而治者，唯以是道而已。魏徵推而言之，深切明著，太宗即能引咎受规，比以韦弦，真可谓能纳忠言者矣。
至其论何曾数语，尤中后世人主之病，人主即此而推之，则臣下之忠佞，可不察而知矣。原文 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
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恃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
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
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
陛下必欲为长久之计，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
所以百姓未安，殆繇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 直解 茌平人马周，以布衣遭遇太宗，不次超擢为侍御史，感激恩遇，知无不言，尝上疏说道：“自夏、商、周三代，以及两汉，子孙相承，所历年数多的至八百年，少的也不减四五百年。
这等长久，盖因他祖宗开创之初，躬行节俭，以为家法，不劳民之力，不费民之财，深仁厚泽，固结民心，虽其后嗣未必皆贤，赖有先德维持，人心思慕，不忘故也。自魏、晋以降，至于周、隋，多的只五六十年，少的才二十余年。
这等短促，盖因他祖宗开创之初，不为子孙远虑，残虐其民，厚敛重役，以致人心怨叛，本根不固故也。今陛下承隋之后，鉴隋之亡，当以三代圣王为法，隆夏禹、商汤、周文、武的德业，繇一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可但恃当年，只顾目前安享富贵便了。
若不恃当年，必为子孙万世之计，则所以厚施恩泽、固结民心者，何可不加之意哉！隋家开皇年间，户口最盛，几至九百万，如今的户口，不及隋家十分中之一，而百姓每供给力役的，终岁不息，户中丁口，更替上班，兄去替役，弟才得还，道路往返，累累相继。
陛下虽有恩诏，命有司裁减夫役名数，然朝廷土木繁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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