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不息，须要人丁充役，如何得裁减。所以有司视恩诏为虚文，必至民穷盗起而后已。臣观自古以来，征役不息，百姓愁怨，至于相聚而为盗贼，所在蜂起，则其国家未有不丧亡者。但衰世昏主，多不自知，千古一律，为后世所笑。
盖周家幽王、厉王，尝笑夏桀、商纣，以无道亡其国家，而不悟己之所为亦如桀、纣。近时隋炀帝，尝笑周天元、齐后主，以无道亡其国家，而不悟己之所为亦如周、齐。今日正当以此为戒，不可又蹈其覆辙，使后之笑今，亦犹今之笑炀帝也。
且人君之心，其为民与否，动于一念，即彰闻于百姓。如贞观初年，天下饥荒，一斗米价值一匹绢，米贵如此，宜乎民不聊生，然而不怨者，知陛下志在养民，忧念不忘，今日虽困苦，终必安乐故也。如今连年丰熟，一匹绢可换米十余斛，米贱如此，宜乎民皆乐生，然而怨嗟者，知陛下志骄意怠，不复忧念百姓，而妄兴土木，其所营缮的，都是没紧要的工作，以此烦民，虽年谷丰登，终必转死沟壑故也。
然则陛下可不察百姓之心，而停不急之务哉！自古以来，国家有兴有亡，然其所以兴者，不是为钱粮蓄积得多，其所以亡者，不是因钱粮蓄积得少，只在百姓苦乐而已。若是暴征横敛，腹削民财，使百姓愁苦思乱，则民穷盗起，其亡无日矣，蓄积虽多何益？
若是轻徭薄赋，培养休息，使百姓都安生乐业，则本固邦宁，大业可长保矣，蓄积虽少何伤？只以近日所共见之事证之，隋家父子，壅利行私，将民间财物，尽皆搜索，以为私藏，于洛口仓中，贮下许多粮米，后来被反贼李密占据，开仓散施，道路米厚数寸，洛水两岸，望如白沙。
又于东都洛阳城中，积下许多布帛，后来贼臣王世充篡位，资以固守，至以帛汲井，用布为爨。又于长安西京府库，积下许多金宝，后来我国家平定关中，就因其所遗，以为军国之需，至今二十余年，用之未尽，其多可知。繇此观之，隋之积蓄，岂不丰富，只因失了人心，所以社稷不保，积下多少财物，适足为敌人之资而已，这便是蓄积的明验。
夫国以食为命，蓄积故不可无。然民以食为天，征敛尤不可过，必须家给人足，财力有余，然后以正额收之，彼方不怨，不可将贫敝之民，强行搜括以为寇敌之资也。夫敦行俭约，以休息小民，陛下在贞观初年，亲自行过，年来海内治平，皆其明效。
在于今日，若肯将已试之政，加意施行，固不难也。然则陛下必欲为长治久安之计，亦不必远求上古，取法前王，只是照依贞观初年所行，以清心省事、节用爱民为主，则天下苍生自然受福，为幸多矣。又一件最紧要的，欲要王业长久，须是百姓得安。
然百姓所以治安，其机只在刺史、县令，这两样官，最为近民，关系甚重。若是刺史选用得人，则一州之民皆受其福；县令选用得人，则一县之民皆受其福。官得其人，则百姓自然乐业，陛下即可以端拱穆清，无为而治矣。乃今日朝廷用人，只是崇重京官，把那州县官看得太轻了，如刺史乃一州之主，却多以武将为之，那武官只能用兵，不晓民事，如何为有司表率？
又或京官不能称职，方调补外任，夫州县之事，更难于京官，彼既不称京职，如何能临民蒞众？至于边方远处，动系安危，却乃以其荒僻险远，越不经心，只将庸才冗流充之而已。夫设官分职，本以为民，而于亲民之官，乃轻忽之如此。
朝廷既轻其选，则其人必不自重，繇是迁延岁月，以苟升斗之禄，则视其官如传舍，甚或恣肆贪渔，以充溪壑之欲，则以其民为寇仇，所以百姓不得安生，为此故也。今欲培植国本，为久长之计，则守令之选，其可不加之意哉！
”马周疏上，太宗览毕，道他说得好，称赞不已，谕侍臣说：“守令之官，委的当重，今后刺史有缺，朕当自选于群臣，择其可者。至于县令，当令京官五品以上，访有才力操守、可任治民者，各举一人，以备选择，庶不至失人耳。
”详观马周一疏，大意欲太宗轻徭薄赋，固结人心，以为子孙万世之业，而其要归在于重守令，诚为致治之急务。至谓朝廷重内轻外，以京官不称职者补外任，以迁谪之人守远方，则又古今通患。古之圣王，详内而略外者，但指法制政令之类而言，若夫亿兆之众，则一般样都是朝廷赤子，岂可以远近视之乎！
官不得人，则民不乐业，外郡骚动，则近地亦为之不宁，其所系非浅浅也。愿治之主，宜加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