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而赐百万，恐过于厚，陛下说：‘朕自即位以来，每事岂能尽善，未闻臣下有敢谏正者，今伏伽独能直谏，是以赏之。’这是明示臣下以虚心纳谏之意，开导之，使人人得以尽言无隐也。又如司户柳雄，妄诉隋时出仕的资级，以冒迁转。
那时方有明诏，令诈冒者自首，不首者罪死。柳雄既犯此令，陛下欲诛之以示众，戴胄执法谏诤，言雄罪只应流，陛下嘉纳，遂止不诛。这是悦而从之，非勉强也。近日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疏谏修洛阳宫，言不当劳民。陛下赫然震怒，欲加之罪，虽因臣言得免，其实出于勉强，非是悦从。
盖此时治功已成，故陛下志骄意满，不复虚心受善，以此人心悦服不及往时。”太宗感悟说：“非卿忠谠，不能为此言。人情常苦不自知，须时时得人规谏，庶几得省改耳！”按魏徵这段说话，乃万世人主之药石。盖致治非难，保治为难，立志非难，持志为难。
人主之志，每能励精于多难之时，而不免忽意于功成之后。故忧其未治，乃所以成治，而恃其已治，此所以隳治也。譬之御骏马者，历九折之坂，执辔甚谨，曾无失足，及骋乎康庄，自以为无患，稍弛其衔勒，忽不觉其纵逸而失坠矣。
图治者其戒之哉！原文 上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
魏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直解 太宗问侍臣说道：“帝王开创基业与保守成业，这两件何者为难？
”房玄龄说：“开创之始，英雄并起各以材力斗争，战胜攻取，费尽心力，然后得之，可见创业为难。”魏徵说：“天下之事，每成于勤苦，而坏于怠荒，而人之常情，每谨于有初，而忽于成事。观自古帝王得天下，都从艰难勤苦，即成大业，后来失天下，只因安逸骄肆遂至乱亡，可见守成为难。
”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取天下，亲见我出百死得一生，故晓得创业之难。魏徵与我共安天下，常恐我安享富贵，或至骄纵奢侈，一时一事，忽略不留心，祸乱必从此生，故晓得守成之难。二人之言，皆有所见。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固不必言；守成之难，正是今日君臣该警戒的事，方当与诸公谨慎而保守之。
”玄龄等拜说：“陛下肯念守成之难，命臣等同加谨慎，言及于此，必不肯恃富贵而起骄奢，必不肯因安逸而忘祸乱，庶乎太平可以常保，苍生有所利赖，真四海之福也。”这是记太宗与群臣相警戒谨守成业的意思。古来帝王保自己新创的基业，谨守者多；惟是享祖宗见成的基业，谨守者少。
盖因不曾见前人开创之艰难，故不信天命人心之可畏，既无深远之虑，又无劝戒之人，所以祖宗得之甚难，后人失之甚易，有繇然也。太宗身兼创守，君臣相警如此，其垂戒后世，亦深切矣！使唐之子孙，能留心谨守，常如太宗之治，则乱亡之祸，何从而起哉！
有天下者，当知所监戒也。原文 十五年正月，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整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直解 榱是屋上的椽子。
贞观十五年正月，太宗在便殿，指着殿屋对左右侍臣说道：“人君治天下，就如建造这殿屋一般。初时须聚集工匠，经营结构以成之，及营构既成，只宜安处其中，谨守勿动，不可数数改移。若轻易抽换一椽，整理一瓦，虽是小小动作，然更变之际，攀援践踏，屋宇皆为动摇，必有所伤损处，终不若初时结构之牢固也。
人君初有天下，为子孙黎民万世之虑，创制立法，以贻后人，必须熟思审处，一成而不可变。法制既定，只宜与天下遵守，慎勿轻易纷更。若慕非常可喜之功，而变一定不易之法，今日如此，明日如彼，便是不恒其德了。这非但无益于治，将见官无定守，民无定志，朝廷之上，议论纷纭，方以为可行，而又复止，方以为可罢，而又复兴，其为劳扰，不亦多乎！
”这一段，是说法度不可轻变的意思，喻以建屋，其理甚明。法祖图治者，可以深省矣。原文 上谓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 直解 太宗一日与侍臣说道：“朕今为天下主，当太平之日，有两件可喜，有一件可惧。盖自古国家，只怕年岁饥荒，民生不遂，今连年以来，天下丰登稔熟，长安城中，每一斗米只直三、四文钱，百姓富足如此，则国家根本坚固，这是第一件可喜；自古国家，最怕四夷侵扰，边境不宁，今北虏突厥，久已服属，边鄙安静，无有意外之虞，疆宇宁谧如此，则国家基业益隆，这是第二件可喜。
然自古以来，人君处艰难多事之时，皆知谨慎，唯是天下治安，无可忧虞，则骄慢奢侈之心，不觉自生，骄侈一生，民受其害，则危亡倾覆之祸，不期而至矣，这一件深可惧也。看来可惧之事，正伏于可喜之中，故当可喜之时，常不忘可惧之念，朕之保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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