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宴安酖毒，实人主之通患，而骄侈二字，则其膏肓之病也。骄则一人临天下，而不见其可忧，繇是怠荒毒虐，而过不自闻矣；侈则以天下奉一人，而犹以为未足，繇是穷奢极欲，而民不堪命矣。如秦始皇、隋炀帝，威命灵爽，振耀华夷，只因骄侈心生，遂至于败亡而不可救，人主可不鉴哉！
原文 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上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乃以世为兵部尚书。直解 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府地方。
唐时每州置一大都督府，佐以长史，镇守其地。贞观中，以功臣李世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在任一十六年，世有才能，又居官久，百姓都信服他，所下的政令，无有不奉行者，凡有所禁约，无有不即止者，内而吏民，外而夷狄，皆悦慕其德，畏服其威。
太宗闻而嘉之，谓侍臣说：“昔隋炀帝怕突厥犯边，乃抽丁起役，劳动中国的百姓，往筑一带长城以备御之，然终不能限隔虏骑，使不得入，虽劳无益。今朕不然，惟以李世置于并州督府，着他保守晋阳地方。今一十六年，民夷怀服，虏骑不侵，至令塞上烟尘不动，百姓宴然，只用这一员良将，就足以折冲御侮，比之长城，岂不更为雄壮哉！
”乃召李世，入为兵部尚书，虽以赏功，亦平内外、均劳逸之意也。按太宗称世之言，实万世守边之要。盖御虏固以守险为急，尤以得人为本。苟得其人，则整练军马，修葺城堡，皆其职任事耳。不然，或假借修边之名，以糜费财力，或虚饰修边之功，以冒滥升赏，或奏报方行，而旋见倾坏或堵堞空存，而乏人防守，虽长城万里，只益边民之困耳。
守边者不可不知。原文 上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行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
”上甚善之。直解 太宗一日临朝，与侍臣说道：“朕虽贵为天子，深居九重，然内而裁决庶政，巨细必亲，外而统驭三军，所向无敌，是常兼行将相之事也。”太宗此言，盖自夸其才，以为群臣莫能及耳。时有给事中张行成，与闻此言，退朝之后，即上一疏谏说：“自古帝王功德，莫盛于禹，观其地平天成，万世永赖，是何等事业！
然禹未尝自矜其功，而天下莫与之争功；禹未尝自伐其能，而天下莫与之争能。使禹而自矜自伐，与臣下校量，则禹亦小人矣。今陛下拨转乱世，反之于正，雄才大略，振古无前，一时群臣诚不足以仰望清光。然帝王之体，与臣下不同，纵使功烈过人，皆其分内之事，亦不必临朝对众，自言所长。
至以万乘之尊，而与将相群臣校一日之功，争一艺之能，似非圣人不矜不伐之道也。臣之私心，窃所不取。”太宗览奏，深以为善。盖自觉其非矣。尝谓人君之道如天，天不自有其功，而四时五行之序，皆天之功也。君不自以为能，而群臣百官之事，皆君之能也。
尧舜之治天下，垂衣拱手，恭己南面，而皋、夔、稷、契之流，为之寅亮天工，共成雍熙之化，万世之下，何尝不以为尧舜之功哉！太宗乃以将相之才自负，而喋喋言之，盖亦昧于大体者矣。原文 十六年，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
”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监前代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不受谗言。
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 直解 谏议大夫、黄门侍郎，都是门下省官。起居注，是史官所记天子言动，其以他官兼者，叫做知起居注。贞观十六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卿还兼知起居注之事，所纪录的史书，我可得见乎？
”遂良对说：“史官之职，凡人君一言一动皆当书之，或善或恶，都要备细记载，庶几为君者，有所警惧，恐后人讥笑，不敢为非。若是人主自家要看，则史官不敢从实直书，何以取信后世？从前未闻人主自观史书者也。”太宗问说：“朕所行或有不善，卿也纪录之邪？
”遂良对说：“臣之职掌，在秉笔以记事，若隐讳不书，便是废职，臣岂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奏说：“人君的举动，天下人所观望，或善或恶，远近传布，决不能掩。纵使遂良要隐讳那不善的事，不肯记载，天下人既皆知之，亦皆私记之，岂能都使他隐讳不书哉！
”太宗说：“朕平日所行有三件：一件是看前代古人的行事，以为元龟，取其善者为法，鉴其恶者为戒；二件是进用善人君子，与他共成治道；三件是斥远谗邪小人，不听他巧言，被其欺蔽。朕能谨守这三件，不敢差失，正要史官从实记载，我无有不好的事，他自然不能书吾恶也。
”按太宗这三件事，真是万世为君之法。盖欲监观前代，必然日亲经史，日接儒臣，古人的善恶才能通晓；欲进用善人，必然亲信委任，谏行言听，治道才能共存；欲斥远群小，必然察之极真，断之极决，邪党才能销灭。果能如此，则君德日进，治道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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