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可以收您母亲住院，要是您坚持要她住院的话，不过她只能躺在走廊里，而且无人照料。”
医生给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检查完后，洗净擦干了手。接受一位70岁的中风病人住院？主任医师会解雇她，而且不给退休金。医院早已住满了病人，而且设备陈旧、医师不足，病房塞满了，超过标准一倍。谁也不会容许放进一个不可能康复、要住很久的瘫痪病人住进来的。
“那我该怎么办呢？”图尔宾一面递给女医生披风，一面不知所措地问道。
“要是您自己不能护理，就雇一个助理护士。”女医生漠不关心地说。
“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该怎么护理瘫痪病人呀！”他绝望地说。
女医生开始可怜他了。这么漂亮的年轻小伙子，一下子被瘫痪的母亲给拴住了。但是她没法帮他。
“您知道，我负责的病区里有许多这样的病人。您要是愿意的话，我告诉您他们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您跟他们联系一下，他们会给您介绍经验。护士每天来打针，我隔两天到你们家来一次。别忘记一天量两次血压。别失望。只是一开始挺可怕，然后一切会正常起来。您会习惯的，会学会照料病人。这是实话，我向您保证。我工作十年了，这种情况我见得多啦。”
他送走女医生后关上门，回到房里。母亲睁着眼睛躺着，动也不动，肤色蜡黄。他坐到窗旁的圈椅里，一下子呆住了。
他和马拉特在银色松林会面后赶回家来时，母亲正在做饭。
“妈妈，你先停两分钟，我要问你件事儿。”
他确实相信，这只是两分钟的事儿。他问，母亲答，或许还要给他看看他从未想过，也从未想问起的什么材料。他的出生证明中“父亲”一栏中写着：“尼古拉耶夫-维克多-费奥德罗维奇”，母亲有一次也告诉他说，图尔宾这个姓是个很有名望的姓氏，所以她希望儿子也用他那贵族曾外祖父和建筑师外祖父使用的姓。这种说法从未引起过瓦列里的怀疑。的确，图尔宾这个姓比那个尼古拉耶夫好些，姓尼古拉耶夫的人数不胜数，一个班上就有两个。
“儿子，你问吧，”韦罗尼卡笑了笑说，沾满面粉的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坐到了凳子上。
“你再告诉我一次，我父亲是什么人？”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黯然失色。这逃不过儿子的眼睛。
“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这样的问题？出什么事了吗？”
“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鼓起勇气。
“今天有人告诉我，我父亲是停尸间的卫生员，因奸尸而被关过监狱。你如果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以后我就再也不问这个问题了。”
图尔宾娜面如土色。
“谁跟你说的？谁胆敢这样说？”
“妈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真的不是。”
“他找到你了？跟你说话了？”
“谁？谁该找到我？跟我说话？回答我呀，你倒是说呀。”
“你父亲，这个下流家伙。是他对你说的？”
“这么说，这是真的了。”瓦列里闭着眼睛，背靠着墙低沉地说。
于是母亲把一切都讲给他听。讲了她怎么发现了死去邻居腐烂了的尸体；停尸间卫生员帕维尔怎么让她喝伏特加酒，好有勇气帮他，因为没有别人想干；讲了他怎么又回来了，两人一块儿喝酒，怎么留下在她家过夜，早晨起来她怎么把他赶了出去。甚至当她发现他偷了她那只祖传的十分名贵的戒指，也没去找他，没向民警局告发他，尽管她很清楚，在哪儿能找到他。她感到羞愧，感到恶心。她恨她自己。
可是，过了两个月，她发现了怀孕的征兆。她不是马上发现的，以为是更年期过早开始了。她没生育过，在此之前从未和男人上过床，月经本来就没有规律。不过老是头疼，爱打盹，她只好去看医生。医生确诊她怀了孕，已经七八个星期了。她不用说也知道有多长时间了，因为自己算得出来。
正在这个时候，她被叫到院长办公室，郑重通知她，作为一名党员，一个积极参加院里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她被推荐去捷克斯洛伐克交流经验，为期两个月。那是1967年，出国只有最幸运的人和最善于钻营的人才有份儿。所以，韦罗尼卡慌乱起来。她不能拒绝。过两个星期就得动身。她急忙去找一位妇科医生、一位和她无所不谈的老熟人，想在这两个星期之内堕胎。但是她运气不好，那位熟人正休假。她又急忙去住处的妇女保健所，要求转诊。人家要她交了化验单以后才给开转诊单。拿到转诊单，到了医院才知道，堕胎得排队，她只能排到12天之后。可是离动身去捷克斯洛伐克总共只剩下七天了。她要求、恳求、哭诉，说马上要出国两个月，必须赶在动身之前做手术……科主任鄙夷地把转诊单扔了回来，唠叨说什么，有时间到国外旅行，可没时间跟不出国的人一起排队。当然，韦罗尼卡可以找学院的同事，求他们托人情随便找个什么医院，哪怕是最蹩脚的医院，但是……42岁了，孤单一人，党员，清白的名声。她无脸去求情。
她怀着孕去了捷克斯洛伐克，两个月回国后，为时已晚。四个半月的身孕谁也不敢给她堕胎。
她屈服了，甚至开始为能有一个孩子而高兴。可脑子里那可怕的一天情景总是抹不掉。那天她喝了多少？白天喝了一瓶伏特加，晚上帕维尔来了，俩人又喝了一瓶。帕维尔又喝了多少！她模模糊糊记得，他俩一块儿喝掉那瓶以后，她又开过一瓶，她自己没再喝，可帕维尔喝了。
她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