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回来，或许恋人就是如此。——当我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最后十天时，眼前浮现的场景尽是晨间游泳，慵懒早餐，骑车进城，在花园工作，午餐，午后小憩，下午继续工作或打打网球，晚饭后去小广场，还有夜夜无尽的做爱。
回望这些日子，除了他和译者待在一起的半小时左右，或者我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小时陪马尔齐亚之外，我们没有一分钟不在一起。“你几时察觉到的？”有一天我问他。原本我希望他说 我捏你的肩膀，你在我臂弯里几乎瘫软的时候，或我们在你房间聊天，你弄湿泳裤的那个下午 之类的。
“你脸红的时候。”他说。“我？”当时我们在讨论译诗，那是他到我们这儿来的第一周的某日一大早。那天我们比平常更早开始工作，或许是因为当他们在椴树下摆放早餐桌时，我们已经享受过一段自在的交谈，而且渴望两人可以有一些时间单独相处。
他问我是否译过诗。我说，译过。噢哟，他译过吗？译过。他正在读莱奥帕尔迪，遇到几行无法翻译的诗句。我们反复讨论，谁也意识不到这段贸然展开的对话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当我们越往莱奥帕尔迪的世界深入时，偶然发现分叉的小径，我们可以在那里尽情展现自己的幽默感和爱开玩笑的喜好。
我们把那段诗句译成英文，接着从英文译成古希腊文，然后译回佶屈聱牙的英文、再译成佶屈聱牙的意大利语。因为莱奥帕尔迪《致月亮》的最后一句被过度转译，所以我们在以意大利语重复那行无意义的诗句爆出了笑声——这时突然出现一阵静默，我抬头看他，他正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冰冷无神的目光令我仓皇失措。
我挣扎着想说点什么，接着他问我怎么这么博学，我镇定地说了些类似“因为我是教授之子”的话。我并不总是那么急切地想炫耀我的知识，尤其是面对一个让我畏怯的人。我无力反击，没有再多的话要补充，也无法再让彼此的关系纠缠下去，无可躲藏，亦无处寻求庇护。
我觉得自己暴露无遗，就像一只羔羊，受困于干涸的塞伦盖蒂平原 77 上。凝视不再是交谈的一部分，甚至不再是拿翻译开玩笑的一部分；凝视已经超越凝视，成为自己的主体，除非凝视不敢或不想显露自身的时候。是的，他的目光中有那样一种光彩，让我不得不躲开，当我再次回望他时，他的目光不曾移开，仍然聚焦在我的脸上，仿佛在说 你望向一边，又回望，你很快又会再次望向一边，对吗？
——我只好再度躲避他的目光，仿佛沉浸在思绪里，但其实慌乱得想找话说，仿佛一条鱼在灼热得快干涸的混浊池塘里挣扎找水。他一定明白我的那种感觉。到头来令我脸红的，不是那个自然而然的窘迫时刻——当我发现他识破了，我试图跟他四目相对以求快速逃至安全地带时；而是令人狂喜的可能性，难以置信的是，我希望这种可能性——他或许真的喜欢我，正如我喜欢他一样——能够持续。
连续好几周，我把他的凝视错认为不加掩饰的敌意。真是天大的误会。那只是一个腼腆的人与他人对视的方式。我终于恍然大悟，我们是这世界上最腼腆的两个人。父亲是唯一一个从一开始就看透他的人。“你喜欢莱奥帕尔迪吗？
”我问，为了打破沉默，也为了暗示莱奥帕尔迪这个话题让我在谈话间歇似乎有点分心。“是的，非常喜欢。”“我也非常喜欢他。”我始终知道我说的不是莱奥帕尔迪。问题是，他知道吗？“我知道我一直让你感到不舒服，不过我要再确认一下。
”“所以你一直都知道？”“可以说，相当确定。”换句话说，他没来几天，这一切就开始了。那么，之后的一切都是伪装？在友谊与冷漠之间摇摆的这一切——都是什么？难道是我和他在彼此暗中监视但却拒绝承认？还是说，那不过是一种最狡猾的方式，好避开彼此，而且希望我们的确对彼此无动于衷？
“你为什么不暗示我？”我说。“我暗示了。至少我试过。”“何时？”“有一次打完网球，我摸了摸你那就是我示好的方式。你的反应让我觉得我像是在对你性骚扰。所以我决定保持距离。”我们最好的时光是在午后。午餐后，在咖啡时间前，我会上楼小睡一下。
然后，当午餐宾客离开或悄悄回到客房休息时，父亲会躲进书房，或溜去跟母亲午睡一会儿。到了下午两点，极致的静谧笼罩着这栋房子，仿佛笼罩着这个世界，鸽子的咕咕声或是安喀斯的铁锤声（安喀斯在敲敲打打的时候会尽量避免发出噪音），零零落落地，将这份寂静打破。
我喜欢听他下午工作的声音，即使偶尔被砰砰声、锯物声或每周三下午砂轮机发动磨刀石的声音吵醒，也会让我觉得恬静而与世无争。就像多年以后，夜半时分，我听到从科德角 78 隐约传来的雾笛声时的感受。下午，奥利弗喜欢敞着窗户和百叶窗，让我们和窗外的生命之间只隔着飞扬的透明纱帘，因为他总说若是遮蔽太多阳光，将这样的景致遮挡在视线之外，就是一种“罪行”，尤其是当你无法一辈子拥有这样的风景时。
这时，谷地与丘陵间那片高低起伏的原野，似乎笼罩在飘升的橄榄绿色雾霭中：向日葵、葡萄藤、一簇簇薰衣草，还有那些低矮谦卑的橄榄树，犹如饱经沧桑、衣衫褴褛的老人正弯着腰。当我们裸身躺在我床上时，它们从窗外呆呆地望进来，他的汗水味，也是我的汗水味，在我身边的是我的爱人同志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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