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又想，突然感觉到有什么几乎要在喉咙里爆裂。我潜入水里。晚餐后电话铃响。奥利弗已平安抵达。对，在纽约。对，同样的公寓，同样的人，同样的噪音——很不幸，同样的音乐从窗外飘进来——你现在都能听得到。
他把听筒伸出窗外，让我们感受一下纽约的西班牙韵味。一百一十四街，他说。要出去跟朋友吃晚餐。我的父母在起居室分别用不同的电话与他通话。我用的是厨房的电话。这里吗？嗯，你也知道啊。跟平常一样的晚餐宾客。刚走。
对，这里也非常、非常热。父亲希望这对创作很有帮助。“这”指的是？跟我们一起住啊，父亲解释道。我这辈子最棒的事。如果可能，我想背件衬衫，外加一件泳裤和一支牙刷，跳上同一班飞机回去。大家都笑了。我们敞开双臂欢迎，亲爱的。
玩笑的话，你来我往。你知道我们家的传统，母亲解释道，你一定要常常回来，即使只待几天。“即使只待几天”的意思真的就只是几天而已——但她是真心的，奥利弗知道。“Allora ciao，Oliver，e a presto 123 .”她说。
父亲大致重复了相同的话，然后补上一句：“那么，我让埃利奥跟你聊喽。”我听到两个电话分机挂上的咔嗒声，这表示没有其他人在线了。父亲多么圆融啊。但突如其来的独处的自由，跨越了类似时间障碍的东西，令我呆住了。
他旅途还顺利吗？顺利。他讨厌今天的晚饭吗？讨厌。他想我吗？我没有问题可问了，原本应该想出比拿更多问题轰炸他更好的方法。“你想什么呢？”他的回答模棱两可——他怕有人不小心拿起听筒？维米尼向你问好。非常沮丧。
我明天会出门替她买东西，然后用快递寄给她。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罗马。我也是。你喜欢你的房间吗？还算喜欢。窗户面对嘈杂的院子，从来没有一丝阳光，几乎再也放不下什么东西了，以前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书，现在床也太小了。
希望我们能在那个房间重新开始，我说。一起在傍晚时探出窗外，肩膀蹭肩膀，就像我们在罗马时那样——我的一生，天天如此，我说。我也是。带着衬衫、牙刷和乐谱，我就能飞过去，所以不要诱惑我。我从你房间带走一样东西，他说。
是什么？你绝对猜不到。是什么？自己找找看。然后我说了——那并非我想对他说的话，然而沉默重重压迫着我们，这是停顿时刻最容易偷偷传递的东西。至少我说出口了：我不想失去你。我们会通信。我会从邮局打电话给你——那样比较隐秘。
我们谈到圣诞节，甚至谈到感恩节。好，圣诞节。在这之前，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间的距离，原本似乎比不上基娅拉曾经从他肩上撕起的那块皮的厚度，然而此时他的世界却飘到数光年之外那么远。圣诞节前可能都没关系。让我最后一次听听你窗外的嘈杂声。
我听到尖锐而急促的声音。让我听听你那时发出的声音……一阵模糊、羞怯的声音——因为屋里有其他人，他说。我们都笑了。朋友正在等我一起出门。我希望他没打这通电话来。原本我想再听他呼唤我的名字。既然我们分隔这么远，我本来想问他和基娅拉之间究竟怎么了。
我也忘了问他把红色泳裤放在了哪里。或许他忘记要给我，所以带走了。通过电话之后，我先回房间看看，他有可能带走了什么能让他想起我的东西。我看到墙上有一块空白处，未发黄。愿上帝保佑他。他带走了一张可追溯至1905年前后的配框老式明信片，上面印着莫奈的崖径。
那是我们早先一位美国夏季住客两年前在巴黎跳蚤市场淘到的，然后把它当作纪念品寄给了我。褪色的明信片最初是在1914年寄出的——背面有仓促手写的深褐色潦草德文字迹，收件人是位英国医生，旁边有那位美国学生自己用黑色墨水写给我的问候语：“有朝一日请想我。
”那张照片会让奥利弗想起我第一次大胆说出真心话的那个早上；或我们骑车经过崖径却假装丝毫未察觉的那天；或我们决定在那里野餐，发誓不碰彼此，以便下午能更好地享受床上时光的那天。我希望他把那张明信片永远放在他眼前，一辈子，放在他的书桌前，床前，每个地方。
钉在你去的每个地方。谜底在当晚的睡梦中解开，一如前例。之前我从来没意识到，然而这件事显然已经存在整整两年。那个送我明信片的人叫梅纳德。某天下午一两点，他必定知道大伙儿都去休息了，就来敲我的窗户，问我有没有黑色墨水，说他的用完了，而他只用黑色墨水，他知道我也是。
他走进来。只穿一件泳裤的我走到书桌前，把墨水瓶拿给他。他盯着我看，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接过瓶子。当天傍晚，他把墨水瓶放在我阳台门口正前方。换作其他人，应该会再次敲门，把墨水瓶交还给我。当时我十五岁。
但我不会拒绝他。我曾经在我们的某次谈话中，将山丘上最令我心仪的地方告诉了他。奥利弗拿走他送的明信片，我才想起他。吃过晚餐后一会儿，我看见父亲坐在早餐桌的老位子上。他把椅子转向大海，腿上放着新书的校样。
他喝着通常喝的甘菊茶，享受着夜晚。他的身旁放了三大根香茅蜡烛。蚊子今晚来势汹汹。我下楼，跟他同坐。我们总是在这个时候一起坐坐，但过去这个月我冷落他了。“跟我说说罗马的事吧。”他一看我打算坐在他身边就开口说。
这也是今天他抽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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