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酒、烛光、音乐。只是无论如何这一切还是有点物换星移，和身体的感觉两码事。在停车、寻找车位、点菜、讨论喝什么的时候，梦无可挽回地醒了。说点什么呢？在如此密切的身体燃烧之后能说什么呢？当我们需要身体语言时，事实上不需要任何别的语言，这时一切语言都构成了干扰、消解，不伦不类。但总要说点什么，而我们共同的语言只有偷窥、刚刚胜利完成一桩生意。我们虚假地庆祝一桩案子大功告成，我们回顾、感叹，历数每个环节多么不容易，谈话渐行渐远。罗一完全恢复了自己，重新进入可怕的仇视男人的角色，她批判的锋芒一如既往强烈而分明。罗一抨击瘸子的贪婪、不忠、忘恩负义，痛斥女人堕落、无耻、不思进取。
“她算什么！糟蹋自己，坏人家庭，连妓女都不如！”
“总比妓女强点儿吧。”我敷衍说。
“还不如妓女，‘二奶’危害更大！”
“你的意思宁可允许丈夫嫖娼也不许有第三者？”
“那叫第三者吗？就是妓女！”
罗一的思维显然有些混乱，她把妓女、“二奶”、第三者混淆在一起，进行相互矛盾的批判，不知谁好一点或者更坏。
“她看上去的确不像第三者，是个典型的‘二奶’。”
“可不是！”
“‘二奶’本质上还是贸易、出售，不像第三者是出于感情……”
“什么出于感情，都是下流败坏的幌子！”
我们真的醒了，一切又好像回到从前。
我真不该要酒，有了酒这顿饭就无法草草结束，就得拉长时间，就会无事生非，而我们谈论的恰好是对我们刚才行为的否定。我不得不扭转话题，谈到一个我们可能着手的有趣的案子。案子听上去应该相当美好：一个出国多年的学子想要找到许多年前“同桌的她”。许多年前这位学子暗恋“同桌的她”，但那时非常自卑；现在功成名就，持有绿卡，希望给当年“同桌的她”献上一束花，表达当年的倾慕之情。这很正常，我说得也相当含蓄，可以说是娓娓动听，事实上当然也暗含了我对罗一的某种表白。但是罗一的反应真是让我扫兴，简直让我大失所望。
罗一说：“你别听他说得那么好，他出那么多钱就想见一面？”
我尽量压着火:“是的，他就是那么说的，并且一再强调没别的意思。”
“我不相信，他最好还是别打扰人家的家庭。”
“要是那个女孩离异了呢？”
“他自己没老婆，在美国那么多年？”
“这个，好像他没说，我们只是接案子，不能问得太详细。”
“算了吧，咱们又不是没案子，那么多压着呢。”
我知道罗一指的是哪些案子，她认准了婚姻不忠的案子。
一切都无可挽回。回家吧，我想。
“去哪儿？”上车后我下意识地问罗一，问完后我才发现我仍没放弃某种努力，又怕罗一拒绝，于是又含乎地问了一句，“回所里吗？”我连想也不敢想宾馆了，只能暗示地提到所里，我真累。
“还有事吗？”罗一认真地问。
“倒也没事了。好吧，我送你回家。”我爽快地说。
如果没戏唱了还不如爽快一些，表明我早忘了那件事。罗一住龙潭小区，我非常熟悉那条路线，从正对着龙潭公园的夕照寺街走到头，向右拐第二个大门就是罗一住的小区。她的潮州丈夫大概从来都希望她回来得越晚越好，不回来才好呢！对那个小男人来说，罗一无异于两座大山。
我把车停在公园门口一棵树下，我说：“罗一，你走一段吧，我就不送你到门口了。”
罗一下车，我也下了车，顺手锁上车门。
“你干吗去？”罗一疑惑地问我。
“我到公园走走。”实际仍暗存想法，也许罗一会跟上我？
“都几点了？”罗一说。
“没事。”我说，“你走吧。”
我们站了一会儿。没有告别、拥抱、吻、爱，一切都像影子或浮云，只有罗一高大的背影。我进了公园，毫无目的。罗一不可能随我进来，但我还是几次回头。我在公园乱走了大约不到10分钟，突然想到洗浴中心，一下有了方向，立刻折返。出了公园，心情激动，蹿到车上，一路寻觅，很快就见到一家，停车、锁车。洗浴中心旁边的发廊小姐向我招手，十分妖艳，但我还是进了洗浴中心。我不喜欢发廊，发廊太闹了。后来当我平静下来——平静得如此之快，当我独卧包房，目送吊带离去的背影，我觉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并不存在一个罗一。
二十二
简：50年前，你若翻翻报刊杂志，根本找不到“环保”这个词，那时长期流行全世界的口号是“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人定胜天”，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是一样的，都把大自然作为人类征服和控制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起源于洪荒的创世年月，直到20世纪中叶前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是蕾切尔·卡逊第一次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质疑。这个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势头提出了挑战。
记者：为什么是一个女人，而不是美国那些多如牛毛的男人第一次提出这么严厉的质疑？
简：因为女人本身就是春天。
记者：说得太好了，你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吧？
简：我长期失眠，没办法，有时就看书。
记者：我能感觉到你的书是夜里读的，和别人不一样。夜里读书的人又清醒，又像梦的语言。
简：你说得很好，如果我们是黑夜女人，蕾切尔·卡逊就是黑夜母亲。最初我读《寂静的春天》是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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