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断！”他叫着，猛地冲出门去。
埃利奥特似乎不动声色。他很温和地问查理，此人为什么对扫把生这么大的气。他还说了，他还想最好是去赶上他的公共汽车。
“你———你没有事吧，埃利奥特？”
“很好。”
“是吗？”
“这辈子还没那么好过，我感到好像———好像———”
“呃———”
“好像在我的生活中有某种奇妙的新阶段就要开始了。”
“那一定很好口罗。”
“那是当然！肯定的！”
埃利奥特一直保持着这种心情，信步走到造锯城肯迪食堂。
街上是一片不自然的寂静，似乎很快就要发生一场枪战，但是埃利奥特并没有注意这个。全城都知道他是一去不复返了。那些特别依靠埃利奥特的人，已经听到了这个咔嗒声，像开炮一样的响。他们曾经想了许多异想天开的，傻里傻气的关于送别仪式的计划———一次消防队员的检阅式；一次举着标语牌的游行，上面写着全部最要紧的话，一次用消防水管喷水组成的凯旋门。计划全都破灭了。没有一个人去组织，没有一个人出头。大多数人都为埃利奥特的离去而大受挫伤，以致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和勇气去站在一大堆人群的后面，甚至简单地挥挥手，道个再见。他们知道他将要去哪条街。大多数人都有意地躲开了。
埃利奥特走过烈日当空的人行道，到了巴台农神庙的阴影里，沿着运河漫步。一个退休的造锯工人，大约如参议员一般岁数，正在用竹竿钓鱼。他坐在一张轻便凳子上，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放在人行道上，在他的高统靴的中间。收音机里《老人河》正在播放。歌词唱着，“黑人在工作，而白人则在玩乐。”
这个老头不是一个酒鬼，也不是什么性反常或别的。
他不过就是老了，一个鳏夫，一身都是癌，而他的在战略空军的儿子从来不给他写信，他人品也不是很好。酒使他很难受。
罗斯瓦特基金会免费给了他些吗啡，这些是医生开的。
埃利奥特跟他打了个招呼，却忘了他姓名。埃利奥特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是不值得考虑这些伤脑筋的事的。
在帕台农神庙的远端，相距十分之一英里远，有一个小商亭，出卖鞋带、刀片、软性饮料和《美国调查者》。那是一个叫林肯·爱瓦德的人办的。在二战期间此人是个狂热的纳粹同情者。在战争期间，他设立了一个短波无线电台，以便向德国人报告罗斯瓦特造锯工厂每天生产的东西———当时是伞兵刀和装甲钢板。
他的第一份电报（其实德国人根本就没有要求他发什么电报）的大意是：如果德国人能够轰炸罗斯瓦特，整个美国经济就会崩溃垮台。他并没有为他的情报索取一文钱。他蔑视金钱，说他痛恨美国的缘由就是钱即皇帝。他想要一个铁十字勋章，用简单的包装寄给他就行。
他的电报被火鸡河国家公园的两个看猪员在步话机上响亮而清晰地收到了。这两位看猪员不小心把这件事漏给了联邦调查局，他们根据铁十字勋章将要送达的地址，逮捕了爱瓦德。他被关在一所精神病院，直到战争结束。
基金会几乎没帮过他什么忙，除了听取他讲述他的政治观点，而这件事是没有什么人愿意干的。埃利奥特给他买的唯一的东西是一台便宜的留声机和一套德语教学唱片。爱瓦德极想学德语，可是他总是过于激动，过于愤怒了。
埃利奥特也记不起爱瓦德的名字了，而且在走过的时候几乎没有看见他。他的那个人家避之惟恐不及的邪恶的小商亭，在这伟大的文化遗迹中，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
“希特勒万岁。”爱瓦德用鹩哥式的嗓子喊道。
埃利奥特停下来，友善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爱瓦德的商亭被《美国调查者》组成的帘幕全部遮满了。帘幕看上去像圆点花斑似的。而这圆点花斑就是那个封面女郎兰迪·赫拉尔德的肚脐眼。她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有一个能同她生一个天才儿子的男人。
“希特勒万岁。”爱瓦德又喊了一声。他并没有拨开帘幕。
“希特勒万岁，先生，”埃利奥特微笑地回答道，“再见。”
埃利奥特走下巴台农神庙，炎热的太阳把他的头烤得发晕。他一时被弄得发花的眼睛看到两个无业游民站在法庭的台阶上，像蒙在蒸汽雾水中的烧焦了的死尸。他听到贝拉从她的美容院里在大声叱责着一个女人没有很好注意她的指甲。
埃利奥特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一个人也没有碰到，不过他确实看到有人从窗户后面在偷看他。不管看见谁，他都眨眨眼，挥挥手。他走到诺亚·罗斯瓦特纪念高级中学的时候，这个学校已因为放暑假而关了门。他停在旗杆前面，陷入了轻度的忧郁之中。他被旗绳上的硬东西沮丧地轻轻敲打和拂擦空心铁旗杆而发出的声音所吸引住了。
他想要对这种声音发表点意见，同时也想要别人来听这种声音。但是，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两条狗一直在跟着他。所以，他对狗讲开了：“美国的声音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不是学校放了假，旗也降下来了吗？这是一种哀伤的美国声音啊。夕阳西下，傍晚的微风吹了起来，全世界都在吃晚饭的时候，是可以偶而听得到的。”
一块东西哽塞了他的喉咙，他感觉不错。
埃利奥特走过盛诺科车站的时候，一个年轻人从两台抽水机中间爬了出来。他叫罗兰·巴里。他在本杰明·哈里逊堡的陆军部队入伍宣誓后的十分钟发作了一场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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